文/孙庆伟

苏秉琦（一九○九至一九九七）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座丰碑，他是中国考古学“永远的导师”，是“当代考古学思想家”。今年是苏公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重读《苏秉琦文集》和《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重温苏秉琦的人生道路和学术追求，掩卷深思，所获良多。

苏秉琦一生事业，最根本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是我读苏秉琦著作最直接、最强烈的感受。一九二八年苏秉琦中学毕业，为了家族的纺织企业，他来北平报考了北平工业学院并被录取，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令他“深深感到国家的形势严峻，青年的责任重大，国不保家也难保”，于是“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一九三四年八月，苏秉琦从北师大毕业。他原计划是在北平或回老家做历史老师，“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但时任师大校长李蒸知人善任，推荐他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在徐旭生任主任的考古组任职，当年秋天就在徐旭生的带领下前往关中开展古迹调查并参加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由此开启了他一生的考古之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念兹在兹的国家大事就是救亡图存，最大的担忧就是作亡国奴，所以苏秉琦每每在心中叨念：“吾爱吾国，甚至把身心奉献，让国土和民族不致沉亡，反得永生。”这一时期，苏秉琦读到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对考古学的地位和任务有了更加清晰和坚定的认识。抱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信念，苏秉琦于一九三八年忍痛离开老母和妻儿，从北平转移到昆明。在昆明黑龙潭七年多的时间里，徐旭生、苏秉琦师徒共处一室，埋头学问。徐旭生完成了巨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而苏秉琦则先后写出了《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徐书是典型的使用新方法整理老材料，而苏秉琦的著作则是使用新工具整理的新材料，代表了这一时期古史重建两条最主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