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坤冰

 《大吉岭的盛名：印度公平贸易茶种植园的劳作与公正》（The Darjeeling Distinction : 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ntations in India）在我的“阅读计划”里“沉睡”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几年前查找资料时发现这本人类学者撰写的印度茶产区的民族志就产生了阅读兴趣，由于此次即将去印度，并有机会探访大吉岭的茶庄，终于促使我在行前阅读了此书。

《大吉岭的盛名》是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饮食与文化”（California Studies in Food and Culture）系列丛书之一，该书荣获了二○一四年的“经济人类学学会图书奖”。作者萨拉·贝斯基（Sarah Besky）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学系，其研究兴趣集中于环境、资本与劳工等方面。作者注意到，大吉岭的茶叶是世界上最贵的茶叶之一，但大吉岭茶工们的工资即便在印度国内都堪称最低。因此，作者从“区隔”的角度拷问了在印度所谓的“公平贸易”（fairt rade）、茶庄园中的“公正”（justice）问题。在本书中，作者探讨了殖民主义的遗产是如何与当代市场改革相互交织，并重新构造出劳动力、地方与茶叶本身的价值的。此外，这部关于道德与地方特色的贸易民族志亦将“政治”纳入观察角度，即针对大吉岭山区的“廓尔喀兰邦”（Gorkhaland）独立运动：作者认为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岁月中，大吉岭茶产区的主要劳动力廓尔喀人（Gorkha）已经在当地独特的地理与历史脉络中发展出有别于西孟加拉邦其他地方的身份认同、关于社会公正的观点以及对大吉岭的特殊情感—大吉岭既是一种产品，同时也是家园。

在饮用红茶为主的西方世界，大吉岭一直被称为茶中香槟。印度最重要的两大茶产区—大吉岭和阿萨姆在“风土”（terroir）上存在着基本“区隔”—大吉岭茶以质取胜，量少（据说只占印度茶产量的1%），售价较高，多为英国一线品牌提供原料，英国高档酒店提供的下午茶一定会有“大吉岭”。并且大吉岭茶叶售价的高低与季节性高度关联—“flush”之于大吉岭就像“山头”之于中国茶叶价格的意义。大吉岭的茶叶一年采摘十个月，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采摘的“头春茶”（firstflush）作为一种奢侈饮品基本都是清饮而不会加奶加糖；相反，阿萨姆茶则以量取胜，产量占到了印度产茶总量的80%以上，售价较低，基本都是加了奶和糖一起饮用。这点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也很好理解，比如超市里售卖的廉价奶茶是“统一阿萨姆”而非“统一大吉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