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甚至会突发奇想：几百年之后，那个时代的学者通过《读书》会建构出一个什么样的思想世界呢？

举例来说，《读书》经常发表一些针砭现实的文章，特别是最近几年，它持续发表有关知识界评价体系的讨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共鸣。学术评价标准的堕落，普遍性的知识腐败，在学界几乎是有目共睹的现象，但是批评归批评，腐败归腐败，这井水不犯河水的现实格局才是问题的关键。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各种跟利益链直接配合的“学术评价”机制，绝不会因为舆论界指出它的丑恶而有所改变。问题并不在于那些批评者是否也从这个利益链条中受惠，而在于即使是洁身自好的批评，也无助于这个鱼龙混杂局面的改观。

一份杂志，要想有自己的主张实属不易。立场过分鲜明或者干脆没有立场，都不能算是上品；弹性和底线，永远是一对患难弟兄。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编辑的眼力和魄力。好的编辑方针，不是追认学界的现实，而是推动那些隐藏着的可能，不是硬性拔高作者，而是激发作者潜在的能量。

虽然现在的时髦说法是电子化时代挑战了纸本出版物，我倒是觉得更大的挑战在于同类纸本刊物的匮乏。缺少同类刊物，这是《读书》的悲哀，因为这意味着它缺少良性竞争的伙伴。没有了高水准的良性竞争，很容易失掉紧张感，内在的革新动力就容易涣散。其实为人为文为刊，这道理大致相当：一炮打响很容易，难的是持续地真实地进展。

被磨平了棱角的日常生活，被不假思索地归类的各种说法，甚至那些貌似新奇的平庸想象，都是意义的杀手。

学界日益窄化的分科制度，会使得很多思考不得不溢出学科的框架

在这样的时代，“意义”几乎失去了内容，变成了速溶鸡精冲泡而成的警句。

条件反射

所谓“社会的良知”，说的就是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一个没有西西弗斯的社会，就是一个失去了正义感的社会，在犬儒主义笼罩一切的时候，人类就失去了精神的力量。

虽然读书人在本能上总是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设计和影响历史的发展方向，并且会不自觉地夸大自己这些努力的功能，不过历史并不会顺从任何主体的意志，它任人指点，任人打扮，却不会跟着任何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