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整理/王先

今年我在学术研究和公司管理方面的精力分配比较均匀，还拿出了一些精力放在关注宏观经济发展方面。回归携程这几年里，我只要在上海，会每天早上六点半到公司，不一定会开会，视乎具体业务情况。

当然，我依然放了很多精力在人口学的研究上。之前我在斯坦福求学，学的是经济学，研究人力资源、教育和经济，重点关注创新和创业，自此开启了关注人口学的契机。分析过许多国家的数据后，我发现创新、创业与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

人口问题影响创新力

当你深入研究过日本老龄化问题，并且对比中国之后，就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出现问题。所以，毕业后，我开始跟随GaryBecker正式研究老龄化和创新、创业的关系。GaryBecker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也是做人口研究，他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决和研究社会学的很多问题。也是从那时起，我自己的人口学理论变得更全面、更成体系。

如今回看，人口学研究与管理企业有相通的地方。比如，对企业来说，创新是重要的引擎，在我的新书《人口创新力》中，我提出了“阻挡效应”，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司的年轻人要想晋升到对他们积累创业所需经验有利的职位，需要花更长时间，人力资本积累缓慢。今天，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降低了所有年龄段的创业倾向与比例。

在这种思路下，携程在3年前进行大战略布局的同时，推出了“BabyTiger”计划，成立了很多有独立决策权的小事业部，维持“青春”的引擎系统，包括对创新事物的敏感反应、内部跟进创新或者投资并购，多任用年轻人以保持活力基因。这样在规模效应与分权中找平衡，以提升内部创新的可能性。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人口是综合国力的根本，而人口众多是中国现阶段的核心优势之一。综合国力的竞争本质就是科技和创新之争，归根结底又表现为人口之争。一国的创新力取决于四大要素，即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人口政策的优化是一件相当长远的事，从目前国家政策来看，努力是有产出的，未来也会继续去做这件事。

这几年国家推出了“二孩”等新政，其实我认为，简单鼓励生育二孩远远不够，二孩政策推出3年之后，出生人口还在继续减少，这成为推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