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比较经典的叙述是认为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五四”运动，有一个三阶段的发展，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递进的对西方的学习。

新文化运动出现的契机恰恰是在关心现实政治的同时，一定程度上疏离直接的政治，而将关注的重心转向文化，从而使得文化范畴成为一个具有自主性又能从这种自主性出发介入和塑造政治的空间。为什么陈独秀说不要讨论旧政治，而要讨论新文化？民族主义政治、国家主义政治、议会政治、旧的党派政治、军阀政治，其中不少是向西方学来的，是中国原本没有的，但这是旧政治的范畴。“五四”这个时候重新创造政治领域，是通过文化运动，提出青年问题，提出妇女问题，提出劳工问题，提出语言和白话文的问题。虽然白话的出现在晚清就已经有相当规模，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但到这个时候才形成一个新的白话文运动，形成一个新的文学运动，再造中国人自己的语言

这些清代的铺垫，和“五四”之间是什么关系？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怎么去理解？汪晖：追溯源泉总是有道理的，看起来“五四”相比于晚清没有什么新东西。睁眼看世界——魏源；白话文运动——早期的白话报；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和南社的文明戏；晚清的时候，女性的问题已经提出，即便是反孔，晚清的时候也已经出现了，严复的《论世变之亟》等文章已经是战斗的檄文；科学——“五四”关于科学的讨论，前奏当然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五四”的老一辈，本来就是从晚清而来。在这个意义上，就它的因素、话题来说，“五四”并不怎么新。在常识的层面，“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是对的，但如果仅此而已，就会把“五四”变成了另外

晦涩而复杂

康有为是早期《新青年》的主要斗争对象，

态度的同一性”，

一个意义上是因为它终结了，但另外一个意义上也因为它还在绵延。它的很多要素都持续地存在于今天的生活构造里面。

我觉得整个20世纪中国都值得重新再思考

五四”的确是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场域的诞生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又为新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前提。文化不仅作为价值、观念而存在，更是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范畴和领域而存在，并通过这一范畴内部的相互激荡，重新介入政治和其他社会领域。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贯穿了整个20世纪。

但有一个“态度”上的统一，即大家都批判传统、政治上又反对帝制复辟。我最近的思考是，“五四”除了这个态度之外，还有没有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