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会时代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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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

2019-04-16·阅读时长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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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朗

一八六九年,在导师里策尔的帮助下,未满二十五岁的尼采获得了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编外教授的职位,并于次年被任命为正式教授。对一个青年学者而言,这无疑是极为顺利的学术历程。特别是尼采还未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与教授资格论文,莱比锡大学最终是在未经考试的情况下,根据他已发表的论文授予其博士学位。但尼采本人对于这份教职其实有着复杂的感触。在此之前,他正考虑放弃古典语文学,去学习自然科学,眼下的这份聘书一下子打乱了他的计划,他给好友埃尔温·罗德写信说:“至于我们的巴黎之行,别去想它了!我肯定要去巴塞尔大学教书了,我这个人呐,还想研究化学呢!”任职巴塞尔,尼采感到有必要出版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来证明自己在古典语文学领域的实力。然而尼采对于“语文学家”的角色早就抱有某种疑虑,甚至认为这一职业可能让自己沦为“庸人”,他在其中不得不自我“牺牲”。那么在体制职业与个人志业之间,尼采如何安顿自身呢?

《荷马与古典语文学》是尼采的巴塞尔大学就职讲演,可视作他协调这一矛盾的最初尝试。这篇演讲的核心主题是在语文学中如何统一学术与艺术,或者说如何统一史学视角与美学视角。他指出这两者并不像很多人主张的那样相互排斥,倘若将语文学的细节研究置于一种整体性的哲学世界观下,两者就可以达到一种综合并互相支撑。他还引用了塞涅卡之语:“曾经是语文学的,现在变成了哲学。”然而语文学真的可以顺利地变成哲学吗?一年之前,他就在给罗德的信中说自己想“告诉语文学家们大量严酷的真理”,因为那些人“缺少创造性的火花”。众所周知,部分“严酷的真理”在《悲剧的诞生》中得到表述,但就整体性与根本性而言,尼采同时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才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核心文本。归根结底,尼采批判的不仅是现代的语文学,更是现代的历史学,而后者是前者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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