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敏

二○一八年四月九日凌晨四点，经过近五个小时的飞行，飞机从飘着雪花的多伦多飞抵热气腾腾的西班牙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首都。过海关时，照例要回答关于来访目的的问题。“我是应西印度群岛大学邀请做奈保尔的讲座的。你喜欢他吗？”“不喜欢！”帅气的非裔海关官员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道。就这样，经由一场关于奈保尔的对话，我站在了他的出生地，一个他十八岁离开时曾发誓再也不会回来的地方。

二○○一年，奈保尔荣获新千年后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在世俗的意义上完全实现了他十二岁时在特立尼达的作家梦。然而在获奖声明中，奈保尔称，诺贝尔奖“是对我的家乡英国和我祖先的家乡印度的致敬”，完全没有提到特立尼达。一九八三年的一个访谈中，他告诉伯纳德·列文(Bernard Levin)，自己出生在特立尼达是个大错。多年来，人们对奈保尔的人品和做派不无诟病，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出生地特立尼达的“背叛”。然而无论个性如何让人难以接受，奈保尔都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就连厌恶他的为人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诺贝尔颁奖词中，奈保尔的写作被概括为“以富有洞察力的叙述和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将被扭曲的历史真相呈现给了我们”。奈保尔自己则认为：“我是一个殖民地人，在新大陆的殖民地上旅行，作为一个访问者，在新大陆的浪漫背景里，观察那些被掠夺的土地上半被遗弃的社会，就像从远处观看我自己成长的那个地方。”特立尼达的圣班尼迪克山上，有一个“我们的流亡女士”（Our Lady of Exile）的天主教堂。的确，特立尼达独特的历史，使得岛上每一个人都仿佛是“被遗弃的”流亡者或流亡者的后代。塑造了奈保尔的写作基调并赋予他独特的叙述和观察方式的，正是有着这样历史背景的特立尼达。

从机场到西印度群岛大学的路上，我并未看到自己在奈保尔作品中所熟知的甘蔗种植园。一八三四年，大英帝国废除了奴隶制后，为缓解甘蔗种植园劳动力的短缺，大批在家乡看不到希望的印度人作为契约劳工漂洋过海，来到特立尼达这块遥远、陌生的土地。奈保尔的祖父卡匹迪奥·马哈拉吉（Capildeo Maharaj），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大部分契约劳工在契约期满的时候选择留在特立尼达，而不是返回印度。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奈保尔出生的时候，印度人占特立尼达人口的三分之一，大多从事地位不高的职业。印度人的形象，就像奈保尔在早期作品《米格尔街》等里面的描写一样，是一个由流浪汉、剃头的、马车夫、木匠、酒鬼等构成的小人物的世界。生活在一个“借来的文化中”，他们贫穷、边缘、好斗，与黑人的关系尤其紧张。奈保尔从不掩饰自己对黑人的厌恶，在给第一任妻子帕特的信中，他曾这样描写特立尼达黑人政党领袖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这个高贵的黑鬼真是个很下作的黑鬼。”不消说，奈保尔对待黑人的态度，可以解释即使贵为当地最大的文化名片，也不能阻止非裔海关官员对他不假思索的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