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基因工程学家乔治·丘奇（ Wyss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供图）

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教授算得上是当今基因工程学界泰斗级的人物。他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 Project）的研究，在下一代基因测序技术方面也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在基因工程学领域常有惊人之语，在对待编辑人类胚胎和干细胞研究等方面，他似乎显得更加激进。作为一位以基因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家，他的研究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丘奇教授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办公室并不算大，靠着四周墙壁的书架上堆满书籍，显得稍有些杂乱。我摆弄了一会儿放在桌子上的3D打印双螺旋模型，看到对面60多岁的丘奇教授须发皆张，外表颇有些“狂人”的味道，眼神却显得聪慧而友善。

基因是生命的遗传物质，基因学研究对于个人的生活和健康，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将产生哪些影响？基因学研究的进展又会为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改变？他怎么看待充满争议的“基因编辑婴儿”研究？围绕这些问题，丘奇教授接受了本刊的采访。

“对于基因编辑应该有更加平衡的讨论”

三联生活周刊：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你对于“基因编辑婴儿”（Gene Editing Baby）表达了积极的态度，而在科学界，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研究是不道德甚至是罪恶的。能否请你展开论述一下，你为什么认为编辑人类的胚胎不应该是充满争议的呢？

丘奇：我并没有说这个话题不应该被争论。我对于这个事件的态度甚至也不是正面的，我只是认为对于这件事的讨论应该是平衡的。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时，他们并没有读过相关的论文；而当我在做出评论时，我确实读过了相关的论文。实际上相关的出版机构和作者都让我在它被发表前就读到了它。

因此我认为，对于这个话题，应该有一个平衡的讨论，并不一定是正面的，也并不一定要对未来可能进行的与之相似的科学实验进行一般化的讨论，而是应该对与这件事相关的每一个论点进行讨论。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最基本的回答。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达到这种讨论的平衡呢？

丘奇：我们可以对于人们的理由进行逐项审查，然后思考，可能与此相对应的反面观点有什么。比如说，其中一个反对的理由是，实验者申请实验许可的机构与其真正进行实验的机构并不一致。那么反面观点可以说，如果实验者在进行实验之前，对于自己在哪里进行研究做到更加透明，进行更加详尽的解释，人们就可能更容易发现被基因编辑婴儿的身份，进而可能侵犯他们的隐私。对于一个如此高调的实验来说，基因编辑婴儿的身份仍然被保持不被传播——从这点上来说，可以看作一件好事。

另外一点，人们评论说（这个研究）是解决了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艾滋病免疫），与其做CCR5基因编辑，或者说做艾滋病免疫的基因编辑，为什么不去做地中海贫血症，或是其他任何罕见病的免疫呢？人们认为，要预防艾滋病，可以进行洗精，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或者等婴儿长大之后再进行干预疗法等，但是你并不能说这样就解决了艾滋病问题，因为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艾滋病，这是人类死亡总数的2%。因此，（制造对于艾滋病免疫的婴儿）可能并不算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但可以说这是解决问题的一步。在对于这个事件的争论中，人们对于很多方面的表述都存在错误，因为他们并没有看过论文。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的另一个关注点在于修改婴儿基因的技术是否真正安全，是否对婴儿具有潜在的危险。

丘奇：如果我们要评价这个技术是否值得信赖或是足够安全，这方面有其他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临床实验，在研究成人身上的CCR5基因。你可以说这其中有所区别，因为后者是在已经患有艾滋病的成年人身上做；也可以说这不是完全一样的等位基因，因为欧洲人群里的是CCR5-Δ32变异，而对婴儿的实验里是移码突变。我认为，关于这件事的讨论，所有正面的因素应该和负面因素一同被考虑在内。当然我们最后对于这件事情的总体评价可能仍然是负面的，但是一个平衡的评价起码应该将其正面因素也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