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预算汇报日带着专用的红色公文包前往议会

公文包与男权社会

现代意义上的男士包几乎是与现代西服同时产生的。

虽然公文包最早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钞票袋，但在19世纪中叶，在法国青年西蒙·迪索－都彭（Simon Tissot-Dupont）将传统皮质旅行箱改为更轻小的现代公文包后，它便与西服及皮鞋一起，逐渐成为当时男权社会下展现男性气质的理想配置。

如果说欧洲上层社会男性用西服与皮鞋来维护绅士形象的话，那公文包的出现则在功能上更加巩固了男性的社会权力。

带金属扣的传统翻盖式公文包（Briefcase）最初是律师们用来装法庭公文（Brief）的，现代公文包的英语名字由此而来。英式公文包（Top Frame Briefcase）别名“医生包”，这种包很能装，打开方便，当时出诊医生往往要带很多工具，所以此包大受青睐。而法式公文包（Attaché Case）名字中的“Attaché”来源于法语，乃大使馆的随员之意，因此该包又叫“大使包”，皮质极硬、棱角分明、带锁，国事访问就靠它携带重要文件，安全又正式。

实际上无论律师、医生还是政府职员，在19世纪的欧洲只有男性可以担任这些工作。因此这类为“专业人士”打造的手提式公文包，也就成了上层男性的标志。当时邮递员和士兵会把包背在肩上，而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就更没有机会使用这类公文包了。

作为权力象征和载体的公文包很快就进入了更高殿堂。英国政府从1860年便委托伦敦皮具商Barrow & Gale定制了第一批红色皮质公文包，配给所有部长级官员用来装载和运送“秘密”级别的政府文件。这些用松木打造，外覆红色羔羊皮的公文包，正面有烫金的王室字母缩写标志，俗称“红匣子”。

温莎公爵夹着典型的英式公文包

这一承载权力的传统延续至今，每年英国政府预算汇报日，你便会看到财政大臣站在唐宁街11号的财臣官邸前，将装着年度预算的财臣专用红色公文包高高举起供媒体拍照，然后打开，对公众一条条宣布预算内容，体现政府透明度。此包从1860年制成后在历任英国财臣手中辗转，直到2011年才因为实在太过破旧而不得不永久退休，再做新包。

从英国温莎公爵，到挪威肯特公爵、西班牙阿方索国王、英国首相丘吉尔，欧洲各国王室和政府要员都有自己钟爱的公文包。

公文包里不仅装满了权力，也装着秘密和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占领北非准备从西西里岛登陆欧洲，但此时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早已派重兵把守。为了调虎离山，盟军想出“肉馅计划”，他们找来一具死尸，给它穿上英国皇家海军少校的军服，并在他的公文包里放了封伪造的信件，信中英国皮尔德将军向盟军驻北非的亚历山大将军“无意间”透露了盟军要在撒丁岛登陆的消息。就这样尸体被英国潜艇拉到了西班牙海域，后来德国间谍果真相信了这封信，驻守德军被调到撒丁岛，盟军在西西里岛顺利登陆。

公文包也成了接近权力核心最直接的方式。1944年7月20日早晨，准备出发前往希特勒地堡“狼穴”参加会议的德国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在自己的公文包里放了三样东西：炸弹、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在“狼穴”负责接待的副官曾发现他的公文包非常重，施陶芬贝格只回答道：“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最终在会议上，一位军官无意中挪动了施陶芬贝格留在桌子下的这只公文包，才使得希特勒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