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出版时，将另两个中篇《三十而立》和《似水流年》，都归入《黄金时代》，变成第二、第三辑，意为共同构成了青春、启蒙。

《似水流年》写“文革”时期，以“我”的视角，看高校大院里的三个教授，那个与“我”有关的女孩“线条”充当了串场角色。贺教授是壮烈地跳楼自杀的，这种壮烈造就了“万人争睹围观的伟大场景”。况且，他死后验尸，阳具还是竖着的，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意味。王小波写贺教授之死，留给我深刻印象。他写头颅着地，“像摔了个大西瓜”，脑浆“洒了一世界，以他的头颅着地点为轴，五米半径内，到处是一堆堆、一撮撮，活像是新鲜猪肺的物质”。与此景象对比的是，“地上星星点点，点了几十支蜡烛，烛光摇摇晃晃，照着几十个粉笔圈，圈里是那些脑子，也摇摇晃晃，好像要跑出来”。那是贺教授的家人在祭奠。小说里的王二这样感叹贺教授的壮烈：“一个人宁可叫自己思想的器官混入别人鞋底的微尘，这种死法强烈无比。”争睹围观，将思想踩在鞋底，都是隐喻。

贺教授的肝脑涂地，要对比刘教授的委身曲附。刘教授与贺教授原是关在一个屋子的，刘教授没舍生取义，是因他想到了峨嵋酒家的东坡肘子，觉得死了太亏，以致人家要打他，他就脱下裤子，自己爬上桌子，主动把屁股高高撅起来。贪生是为口腹之欲，回到人生本来目的，贺教授就成了刘教授的铺垫。刘教授已经脸面都不要了，最后还要为吃一只五元钱的鸭子无助而死，死时鸭子还没吃到，以这种“生命的饥饿”，写“文革”对生命能量的鄙薄，构成了更深刻的悲哀。

王小波用喜剧手段写悲剧，第三位从香港回来的李教授，有一个日本名字：姓“龟头”，名“血肿”。因他盖住了一帮退伍兵的“大字报”，龟头就被踢成了血肿。他将医院诊断书抄出来，连篇累牍论证，于是就有了这可笑的绰号。王小波说，“文革”中，他住在高教部大院，“贺先生”与“龟头血肿”都确有原型，为吃鸭子而死的刘老先生，则是他虚构的。他写“文革”中的荒诞，很多篇幅用在“线条”对李先生的狂热上。狂热是“文革”能如火如荼的前提，但到了王小波的笔下，它就成了“线条”将自己供在了荒山破庙的供桌上。这就是王小波小说的好看处，你在读刘老先生运筷状如疯魔、“线条”裹着大衣坐在供桌上发呆时，绝不会意识到，这都是象征。

《似水流年》原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那部大名著的名字，因这部书在国内译为《追忆似水年华》，王小波就用了这个篇名。流年，用他的说法是，“眼看潺潺流水，粼粼流光，落叶，浮木，空玻璃瓶，一样一样从身上流过去”，这是青春记忆中无法磨灭的。这篇小说，王小波只用了极简练的一句点题：“对这些很惨的事，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觉得很惨。”荏苒在衣，惨意全在他有趣的叙述中。

《三十而立》应该写在《黄金时代》与《似水流年》后，以他回国后阴差阳错当过一段教师的经历，写现实世界的无趣、虚伪、单调、压抑，写虚伪对活着趣味的扼杀。在他看来，存在，就像“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风起时一匹小马发情”，没什么目的，却本是生机勃勃的。但这种生机勃勃，在畸形社会里，无法以“本我”自立。王小波说，他的小说，其实都是对生存状态的反思。这小说是写“而立”之哭笑不得——校长的关心、母亲的关心，各种琐碎枯燥的消磨中浑浑噩噩，是埋没。小说中的形容：“像是西藏的一种酷刑，把人用湿牛皮裹起来，放在阳光下曝晒。等牛皮干硬收缩，就把人箍得乌珠迸出。”这种浑浑噩噩与诗意的世界形成了对比。小说里的诗意世界，是“我”与小转铃一起享有的星空。这也是写得最好的一节。王小波写没有月亮的静夜，“星星的眼泪洒在铃子身上，就像荧光粉”。这就是尘世与精神的关系，诗意是“一步步走进星星的万花筒”，尘世之立，则往往要以斩断自由的翅膀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