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
2019-04-15·阅读时长1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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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三九年七月,还在香港养病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收到外交部来函,询问:“关于暹罗人改称泰施,其来历与中国之关系如何?”蔡元培立即把此函转发给史语所,让史语所进行研究。同年的八月九日,收到史语所回函:“送暹罗改称泰国、暹罗人改称泰人诸问题论文,请转交外交部。”(《蔡元培日记》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643页)现在,我们一时不能查出究竟史语所送呈院长的是什么人写的,什么内容的论文,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倒是很清楚的。
一九三九年,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在暹罗鼓动“大泰族主义”,特别是一方面在当时深入东南亚的日本鼓动之下,一方面在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即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共同国家”)的理论刺激下,号召要统一所有邻国中的一切泰人,建立自己的大泰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发表演说,说大泰族的分布超越了暹罗国境,在中国广东有七十万,贵州四百万,云南六百万,四川五十万,海南三十万,越南与老挝两百万,缅甸两百万。而且“滇、黔、桂、粤至越、缅各地的泰族,闻暹罗亦有泰族而喜,故须唤起泰族,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这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暹罗正式改名泰国(Thailand),政府公告中说:“基于本国国名,素被作二种称呼,即‘泰’与‘暹罗’。唯民众则多喜称‘泰’。政府为依民意,故更改国号及国籍。”
暹罗改名泰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震撼,一时间议论纷纷。很快,吴逸生在《现实》第二期发表《暹罗改国名曰泰》,郑重告诉国民“这是一件含有极大的政治野心的动作”;苏鸿宾在《南洋研究》第八卷第三号上发表《暹罗改变国号之意义》,指出暹罗提倡大泰主义,是“明明效法希特勒之借口,与日耳曼民族分布于中欧东欧者需听其团结合并而为一国之说相同”。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也敏感地察觉到,泰国改国名,排斥华人,奉行大泰族主义,对于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是一种威胁。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日本侵略阴谋怂恿下,泰国政府主导的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因此,特别担心这会引起国内所谓“泰族”甚至包括苗族、彝族的独立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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