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莉

对于大陆读者而言，小说家刘大任未免有点儿陌生。他出生于一九三九年，是台湾左翼现代主义重要作家之一，一九六○年，当他还是台大哲学系学生时，就在《笔汇》发表《逃亡》，从而进入台湾文学界，并且参与了《剧场》及《文学季刊》的编辑工作。事实上，他和白先勇、陈映真一起都是当年台湾文坛活跃的创作者。一九六六年，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转攻现代中国政治史，后因参与“保卫钓鱼岛”的政治活动而放弃博士学位。一九七二年，他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直至一九九九年退休。之后，他重新归来，创作了《枯山水》《当下四重奏》等作品。这些作品有强烈的感时忧国的气质，有我们熟悉的家国情怀。某种意义上，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有关刘大任的阅读类似“久别重逢”，但是，他又不是简单的归来，确切地说，刘大任的文字之于我们是“别后重生”。

《晚风细雨》里收录的是关于父亲与母亲人生的两部中篇。父亲是抗战一代，是“建设派”，但避居台湾的工作与生活，可算得上节节败退。小说写到父亲一九八七年回内地探亲，回到老宅、旧居，拜谒祖坟，实在有“历历在目”之感。老人晚年有着种种不堪，他在理发厅里按摩解决性需求而成为发店小姐们的笑柄。而母亲的一生，则是沉默隐忍又藏有巨大秘密的一生。她曾出轨并生下孩子，之后，结扎了输卵管，内心几度挣扎，晚年为身上的风疹之痛所苦，唯有来到教堂才能求得心灵安宁。

个人遭际和民族国家命运在《晚风细雨》中黏结在一起。在家与国，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刘大任触摸到了那独特的暧昧之处，“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殛电闪间，有一个暧昧领域”。他意识到：“人心里可能真有些东西，连历史都无法阻绝。”那是什么东西呢？也许是父亲晚年遗物中的欢喜佛，也许是母亲晚年身上挥之不去的皮癣，这些细节使小说有了切肤感和血肉感。小说固然写的是家国情怀，但又有人间血肉气。小说家以此在纸上重塑了父亲和母亲的“肉身”。

“中国性”是刘大任小说中极为强烈的特质。小说集《枯山水》中的诸多标题，“无限好”“处处香”“骨里红”“惜福”“孤鸿影”都有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况味。这些作品的题目及内容融汇了中国古诗及古画的意境。《西湖》尤其令人难忘。小说关于特殊年代，“文革”时期。“我”来到大陆，遇到了一位生活在杭州的女子云英。见面时，她对“我”说起并蒂莲，“杭州人一向把一枝两蕊的白荷看得最为珍贵，只可惜这几年，稀有品种不知怎么的，好像知道世道人心似的，都拒绝开花了”。云英渴望离开中国，最终通过与“我”的好友翔和相亲的方式去美国。但是，到了美国的云英与翔和相处并不愉快。她写信给“我”，感叹与翔和并不是一类人。但“我”没有回应。多年后，报纸上传来赴美多年的云英和翔和双双自杀的消息，并留有遗言二人自愿赴死。而临终时的云英，“颈部有化妆难以掩饰的指痕”。那指痕是谁的？这是小说的谜团。小说的结尾感叹：“是翔和的手指也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