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戴 燕

一

《文学史的权力》出版超过十年，据说已经脱销，出版社希望重印，这让我下定决心补写最后一章《国语的文学史之成立》。说补写，是因为这一章原来就在写作计划中，在讨论了影响至今的 “中国文学史”，它的形成，如何受到近代以来自西向东而又糅合了中国传统的新的学术分类、历史叙述、教学制度、文艺思潮等各方面的制约之后，当然还要讨论它和现代 “国语 ”即白话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文学，主要是一种书写语言（书面语）的文学，文学史实在是一种关乎书写语言变迁的文学历史，还因为文学史著作本身，随着现代国语运动的推进，最终也变成了是用白话即现代汉语的书写。如果忽略了 “中国文学史 ”的这一性质，便无法完整地理解所谓 “文学史的权力 ”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够持续地发挥它的效力。只是要说明这一点，则必须关注到头绪繁多的晚清民初的国语运动，而在二○○二年最初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有把握把它讲得很清楚。

回想二十多年前，我刚刚进入文学史的学术史研究，那时并没有料到这个话题会发酵，后来有那么大反响，也没有预计到我个人会在这个题目里面盘桓这么久。我是在读大学时接触到文学史的，正如我在二○○二年版的《后记》中所写，却是在大学毕业后的几年，因为各种机缘，看到各种各样古今中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这一阅读经历告诉我，同在 “中国文学史 ”名下，但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书写不同的内容。这是我对 “文学史 ”真正产生兴趣的契机，也为我后来做研究打下了极为重要的文献基础。

但是在这里我还想要补充说明的是，从八十年代，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 ”，王晓明、陈思和提出 “重写文学史 ”，到九十年代，在王守常、陈平原、汪晖主编的《学人》上刊登 “学术史研究笔谈 ”，在陈平原、陈国球主编的《文学史》上刊登 “旧籍新评 ”，这些同辈学者的思考特别是他们反省批判的能力，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今天来看，它们大概都可以算作在上个世纪末的风云激荡中，这一代学者的困惑、选择和努力的表现，在学术上，希望突破旧的条条框框，开辟新局面，却又受困于现实，在困境中左冲右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