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中忱

一、备受尊崇的冷遇：陈翰笙学术遗产的当下境遇

享年一百零八岁的陈翰笙（一八九七年二月五日至二○○四年三月十三日）一生跨越了三个世纪，其晚年的自传题名《四个时代的我》，本为平实描述，却令人顿感沧桑。即使只作为一个历史的旁观者，“阅尽人间春色 ”的经历亦已弥足珍贵，而陈既是一个怀持共产主义理念且自觉践行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在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亚太区域历史、政治与外交关系等领域都留下了开拓性研究业绩的渊博学者，爱泼斯坦说 “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出现在革命蓬勃发展的年代，而且是个敢于将自己的先进思想付诸行动的人 ”，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陈翰笙所参与的实际革命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处于隐蔽战线。据他的学生潘维转述，陈曾说：“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参与者的缄默、档案的缺失和秘藏，都为重新复原历史面貌增添了巨大困难。虽然包括陈翰笙本人在内的一些历史当事人晚年曾披露过一些片段，一些研究者也做了发掘和考辨，但陈翰笙的 “地下工作 ”全貌还远远没有得到呈现，一些重要的环节仍不知其详。比较而言，作为学者的陈翰笙得到了更多关注，据叶恒《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陈翰笙研究综述》一文所载，自一九八五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纪念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座谈会以来，至二○○五年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中国太平洋学会为陈翰笙召开的座谈会、纪念会、学术会和追思会至少有五次 ”。如果加上二○一七年五月由数家学术机构联合召开的 “纪念陈翰笙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陈翰笙学术思想研讨会 ”，可以说，对陈翰笙的学术纪念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与此同时，有关陈的学术工作的研究论著亦陆续出现，尤其是他所主持创建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被公认为同领域的 “马克思主义学派 ”。如龚育之所说：陈翰笙是 “载入了党的史册 ”的人物，这当然是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