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万利

约翰 ·菲尔林（John Ferling）是美国西佐治亚大学荣休教授，长期致力于美国 “建国之父 ”的历史研究，长于以人物复原历史，著述颇丰，我们不妨称他的系列研究为 “国父史学 ”。在新近出版的《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美利坚是怎样炼成的》（Jefferson and Hamilton: The Rivalry That Forged A Nation , Bloomsbury Press, 2013；商务印书馆二○一五年版，以下简称《炼成》）中，菲尔林通过对杰斐逊与汉密尔顿这两位 “建国之父 ”的平行研究，指出在美国二百多年的政治历程中，“那些相左的意见像是美国政治体的 DNA双链 ”（“前言 ”第 2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共同炼成了今天的合众国。这就避免了对美国政治思想源头的单一理解和对美国 “建国之父 ”的脸谱化描述，既是对政治史研究范式的坚守，又是对美国政治传统解读模式的重塑。

一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传记当今 “随处可见 ”（381页），但《炼成》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 “双传记 ”。它在叙述上带有明显的共时对称性，突显出两位传主不同的政治与人生哲学，以及在美国建国历程中每一个重要时刻的政治分歧与不同贡献。首先，作者指出，杰斐逊 “软弱、犹豫不决、优柔寡断 ”，“更像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 ”（283页），他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可以让人类拥有爱和怜悯之心；但汉密尔顿 “傲慢自大、争强好胜、狂妄自负、野心勃勃 ”（311页），是个悲观主义者，在他的眼里，人类大多数都被 “贪婪、野心和利益 ”左右，“热衷于权力 ”（188页），因此他对人类的自我管理能力持怀疑态度。其次，从这两种不同的人性论和政治观念出发，汉密尔顿赞成新宪法，杰斐逊则反对新宪法的根本原则。菲尔林总结说，从本质上讲，杰斐逊是想 “推动被治理者的愿望的实现，而汉密尔顿则强调秩序和稳定 ”（188页）。汉密尔顿希望通过设立国家银行和扩大税收挽救危机，但杰斐逊认为这是鼓励 “致力于货币和股票投机 ”（第十章标题）。同样身为 “建国之父 ”，两人对独立后的国家出路意见相左。汉密尔顿亲英，杰斐逊亲法。汉密尔顿希望美国保留英国的君主制的某些元素，并且与英国重修旧好，为此不惜与法国这位独立战争时的盟友交恶；杰斐逊厌恶君主制对人性的压制，希望美国建成共和制国家，为此要断绝对英国的依赖，继续与法国发展关系。菲尔林坦言：“三年前的某天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比起汉密尔顿，心中对杰斐逊敬仰更多一些。”（“前言 ”，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