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重庆

一

哈佛大学的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re）当属校内最大的讲堂，除了用于举办音乐会、名人讲演、节庆展览之外，一些人气超旺的课程也往往被安排在此开讲。二○○二至二○○三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时，时任燕京学社社长的杜维明就在桑德斯剧场讲授作为哈佛核心课程的“儒家伦理”，每周一节课，七八百号哈佛学子黑压压一片。十多年过去了，桑德斯剧场又迎来另一位颇受学生追捧的中国古代哲学教授，其课程名为“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这是哈佛当下最受学生欢迎的三门通识类选修课之一。这位教授身材魁梧，语言生动，完全不需要任何幻灯片的辅助，犹如独角戏的表演者。他站在桑德斯剧场的舞台中央向学生们声称：“如果你用心上完整门课，认真地阅读、思考每一个文本，并且尝试将课上所学付诸实践，我许诺：这门课将改变你的生活。”他就是哈佛东亚系的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哈佛大学杰出教学教席的五位教授之一。

普鸣教授上述精彩的讲课内容已经结集出版，东亚社会对这本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日本和韩国在二○一六年分别出版了日文版和韩文版。中国出版界也闻风而动，于二○一七年三月推出了中文版，更名为《哈佛中国哲学课》（中信出版集团，下引此书只标页码）。普鸣在该书中认为中国古代哲人的教诲所回应的问题与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十分相似—怎样与他人相处、怎样做决定、怎样面对人生的起落、怎样试图影响别人、选择怎样的生活，并认为中国古代哲人为人们如何过上幸福生活提供了全新的观点，其所倡导的解决之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普鸣认为人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过于刻板，以至于忽略“过去”的智慧，错误地将当今社会的主导思想当作唯一正确的、可以让我们掌控自己生活的思想，从而使人们陷入一系列误区之中，误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时代”，“我们都知道如何选择生活前进的方向”，“‘我们是谁’的真理藏在我们内心”。普鸣意识到人们关于建立美好生活的思考根植于十六世纪加尔文教的“预定论”观念—“这种观念涉及被选定的‘选民’，以及一个为每个人的愿望都制定好方案的上帝”,他说今天的人虽然不再以“预定论”和“选民”来思考世界，甚至也不再相信上帝，但其思维方式却并没有改变，即以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真实的不可改变的独特的自我（犹如“选民”），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应该对之保持真诚（犹如“上帝”）。这样的话，“你把自己从真实而混乱的复杂性中分割出来，你排除了自己作为一个人成长的能力”(78页)。在普鸣看来，当我们面对复杂的世界时，我们必须首先抛开所谓的“真实自我”的心理，必须打破固定的生活状态，寻找发展自身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普鸣展开对儒家礼仪之道的论述，他认为儒家的礼仪并不是限制人、压抑人的，恰恰是人在发展自身过程中的一种变革性的力量，礼仪实践是不断调整自我、确立自我认识的过程，是对人的单一社会角色的解构，礼仪实践让我们在不同的时刻与场域体验不同的角色，并不断地从日常生活中短暂地抽离出来，“在这个短暂的时刻内，我们相当于生活在一个‘假想’的世界中”（32页）。礼仪即是为了打破自我与世界的固有模式的一种“假想”，“通过这些简单的‘假想’礼仪，我们建立起新世界”（53页）。这就是普鸣所谓的“‘as if’ world”，这也是普鸣此书的关键词。据说普鸣早年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人类学，相信他了解曾在芝大人类学系任教的特纳（Victor Turner）的人类学名著《仪式过程》。普鸣的“假想”礼仪其实差不多就是特纳所谓的作为两个稳定状态之间的转换的“阈限”（liminality），以及另一位更是前辈的人类学家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的“通过仪式”（包括分离仪式、阈限阶段、结合仪式）的翻版。不过，普鸣对儒家礼仪的这种阐释，的确颠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对儒家礼仪的认识。

普鸣在阐述“孔子与礼仪之道”和“孟子与仁义之道”时始终强调个体基于本能、情感、感性的实践与体知（即所谓“修身”）过程，“成人”是从“近情”开始的，“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情感，将其内化成一种状态更好的回应他人的方式”（29—30页）。礼仪实践既是防止个体陷入僵硬单一的角色，同时也是善待周围的人，就是以善回应他人（即所谓“仁”）。在此过程中，个体需要培育并时刻保持对情境的敏锐感知，对他人恰当的感性反应，将情感与理智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就是“心”的养成，“养心意味着磨炼我们的判断力—看到更大的格局，理解一个人行为背后的动因，明白不同的情绪（诸如焦虑、恐惧和快乐）会展现出一个人不同的面向。如果你已经培养好了理智与情感合一之‘心’，你就不会问自己该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际遇”（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