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飞

唐文明的《彝伦攸斁—中西古今张力中的儒家思想》收入其近年来的十二篇文章，根据主题的推进，而非发表顺序，以十二地支精心安排。我与文明兄相识二十多年，对他的思想也算熟悉，他出版过的几本书都认真读过，但只有在一口气读下这十二篇文章之后，才了解他思考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经过一百多年的批判与否定，儒学思想在近些年得到了比较多的重视，但严重缺乏学理上的思考，一时间沉渣泛起，众声嘈杂，曲学阿世，沐猴而冠，各种狂热、褊狭、固执、迂腐、复古、自以为是和别有用心的意见与表演，和儒学通达与包容的本性背道而驰，却纷纷在国学复兴的旗号下粉墨登场。这种混乱局面对儒学的破坏，甚至不亚于以前的批判。在关心儒学的少数严肃学者中，有几位特别引人瞩目，因为他们主张回到现代中国思想的起点—康有为。唐文明就是认真研究康有为思想的一位。关于康有为，我也多次与唐文明深入讨论过，我既清楚地表明过自己对康氏之学的不以为然，他也明确表达了他对其的认同。所以，在这样一本讨论现代中国与儒教关系的著作中，他仍然对康有为颇为推许，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高度肯定康有为的思想高度和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的同时，唐文明也充分意识到了康有为思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其在《大同书》中消灭家族的主张，有着非常深入的反思—而这正是我不愿认同康有为的地方。一个思想者，对于自己最推崇的思想家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多方面全方位审视，既清楚其力量所在，也深知其可能的危险，这是使严肃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民间意见的地方，而这正是唐文明的研究中最值得钦佩的地方。

唐文明是主张儒教的，但此书不是对儒教的信仰表达，也不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专门研究，而是对现代中国文明走向的一种理性反思。所以，其间不仅有对儒学自身问题的深入分析，也有对中国现代处境的全面考察，既有对现代中国各个主要思想流派的细致梳理，更有对中西文明碰撞之实质问题的宏观把握。书虽不厚，却对现代中国所面对的最重要文明问题都有相当丰富的思考，并且作者并不想以自己的意见做出一个武断的结论，而是通过对问题的揭示，不断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在儒学思想界相当混乱的当下，这本书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

此书立意很高，因为是从“文明”的高度思考现代中国的命运。救亡、启蒙、独立、发展、富强，是很多现代人思考中国命运的角度，权力关系、经济结构、军事力量、社会形态、民族独立，自然就成为这些思考的入手点。但此书作者关心的问题却是：现代中国人的美好生活是什么？唐文明对儒家的推崇，并不是因为儒教正巧是中国的文化，而是因为它是中国人思考美好生活的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与西方价值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在现代世界虽然遭受了巨大的危机，却仍有其潜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为现代中国的各派思想家所认识，也与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有过非常深入的对话。

唐文明认为，曾国藩、张之洞等人都已经抓住了中西文明问题的实质，即产生自基督教思想的西方文明对于以人伦为核心的儒家文明的挑战，而康有为之所以决定性地塑造了现代中国各主要思想派别的话语模式，就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同主义—这个出自《礼运》而又能与西方思想勾连起来的概念。作者在书中两次引用叶德辉对康有为的批评“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并认为一针见血，叶氏的批评确实抓住了康有为以大同说附会西方思想的实质，他并不是像曾国藩和张之洞那样，在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捍卫中国文明，而是以西方文明的许多观念，来改造中国文明。但叶德辉未必能够意识到，恰恰是康有为的这一做法，对后来的思想发展有非常根本的影响。

书中虽然没有哪一篇专门写“大同主义”，但大同问题贯穿始终，时刻提醒着我们康有为对现代中国思想的支配性影响，而唐文明更明确关心的另一个主题“人伦”，则与大同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张力，成为此书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

在唐文明看来，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是出于中华文明的自觉意识对西方文明做出重要评点的第一个文本，就是因为曾国藩强烈地意识到，基督教思想对中国的人伦思想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张之洞《劝学篇》则以中体西用的方式继续了基督教与儒教的文明对话，也非常深刻地意识到人伦问题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今天看来，无论曾国藩还是张之洞，对现代中国所处世界文明格局的把握都是非常准确的，值得今人深刻反思与借鉴，但他们仅仅是看到了问题，却并未提出一个足够有力的方案，处于守势的“中体西用”说作为当时众多开明士大夫的共识，还完全不足以承担塑造现代中国文明理想的重任。因而，在来势凶猛的现代性面前，他们虽然清楚地意识到了巨大的文明挑战，在政治、军事、实业乃至教育上都试图应对，但总体而言，仍处于文明的守势。

主动建构现代中国文明，则是从康有为才真正开始的。可以说，对大同的再解释，决定性地改变了其前辈在中西体用上徘徊思索的状态，为现代中国人给出了重构中国文明的一个可能性，为中国思想的探索提出了一个有力的方案，以后无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大同理想，尽管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而国民党方面的戴季陶和共产党方面的郭沫若，都对《礼记·礼运》一篇给予极大的重视，并花了很大力气来研究。如果说，《大学》《中庸》构成了宋代思想展开的核心文本，在现代中国，《礼运》则起着非常类似的作用。康有为大同说的提出，是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从提出问题到给出方案的跃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无论认同还是不认同，都不能无视康有为的工作，而必须面对和反省他的努力。指出大同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中的核心位置，是唐文明此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这就使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很多现象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