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正萍

一七四四年夏天，时年三十三岁的大卫 ·休谟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有稳定收入的就业机会 —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和圣灵哲学教授席位可能空缺。之所以 “可能 ”，是因为在这个教席位置上的约翰 ·普林格尔曾在给时任爱丁堡市长的约翰 ·库茨大人的书信中流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一七四四年六月二十日，他被任命为弗兰德斯地区军队的军医长，而战争暂时无结束之可能，故他不能回学校履职；二、出于本市福祉考虑，请市长大人裁夺，若有必要，将立即递交正式辞呈。这是一封语焉不详的来信，库茨市长理解成 “辞职 ”的礼节。作为休谟的忘年交，他询问休谟是否有兴趣候选。

休谟自然是有兴趣的。一则，大学教授的地位和收入相对体面；二则，对于休谟的文学写作来说，大学的图书资源也是很吸引人的。此时的休谟小有文名。二十八岁时，他出版了《人性论》。这部著作 “死在印刷机 ”上的命运对他打击不小。好在他生性乐观，且头脑灵活，马上从哲学转到小品文的写作上来。一七四一年，休谟出版了《道德和政治论文集》，其中，《论出版自由》等时政小品文为他赢得了 “苏格兰的艾迪生 ”的美誉。不过，休谟决意不做 “苏格兰的艾迪生 ”。他写那些小品文，或是为了努力证明自己作为一个文人也能成功，也能赢得读者，进而在心底为《人性论》的失败找一点慰藉。所有这些写作，在休谟《我的一生》中被视为不成功，但实际上还是为他攒下了不小的文名，也让他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便是休谟心中一直仰慕的大学者 —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 ·哈奇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