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董仕衍

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在继续写作杂文、小说的同时，开始大力提倡木刻艺术，发掘古代版画，译介域外佳作，举办展览，培养青年画家，一场新木刻运动随之勃兴。人们多从社会改造、经世致用的角度立论，如陈烟桥《鲁迅与木刻》就否认其出于个人的雅好，认为鲁迅将木刻作为解放民众的武器。同样跟随鲁迅学习过木刻的曹白也认为，鲁迅倡导木刻，除去艺术本身的考虑，“当另有缘故 ”。当代鲁迅研究者在谈及木刻运动时，大抵持类似观点，视为是鲁迅 “致用 ”美术思想的极致，意在追求 “美术社会功能 ”。这类观点，可以在鲁迅的《〈新俄画选〉小引》中找到依据，是有道理的，但也是片面的。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写给青年木刻学徒李桦的信中，鲁迅说：“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他还特意将 “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 ”加了着重号。

鲁迅《〈新俄画选〉小引》中有一句话：“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此语经常被引作倡导木刻的原因。《小引》写于一九三 ○年二月二十五日夜，大革命已然失败，国内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刚开始从艰难困境中走出。此时显然并不是 “当革命时 ”，至少不是文章中指的苏联那种城市武装暴动式的 “革命 ”时。

鲁迅是不是将武装暴动以外的革命宣传活动，即葛兰西意义上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活动，也算作 “革命 ”呢？显然也不是。此时的鲁迅，同大革命前的李达、恽代英等中共早期理论家一样，还没能认识到文化宣传在革命的持久战中的作用，而是较为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只要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到某一必然阶段，便会自动出现十月革命式的 “直接革命形势 ”，进而赤旗插满天下。鲁迅曾对冯雪峰说过：“革命总是迫成的。说先要 ‘把握了正确的无产阶级意识 ’，其实倒真是小资产阶级的有害的空想。”（冯雪峰：《鲁迅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