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读书》编辑部和深圳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传统的再省视：跨学科对话”学术研讨会，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初在深圳召开。研讨会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和“传统文化与国学教育”等话题展开。这里，我们选登几位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鲁迅与三十年代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文/孙郁

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是胡适、鲁迅那代新文化倡导者的主要工作之一。在一般人的眼里，“五四”那代新文化人对于传统多有偏激的声音，其实我们看看他们整理国故时候的文字，都很理性，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至今想来亦有不小的价值。

以鲁迅与中国新生的考古学的关系而言，可以看出他面临重审文化遗产时的多重视角。一九一三年，他在教育部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提出文物保护的理念。那时候域外考古学的理论开始传入国内，他对于德国、日本的考古报告十分关注，这刺激了他对于历史的新的思考。而他理解考古学问题，借助了自己的金石学研究的经验。由金石之趣到考古学之趣，他的文化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珍藏的《考古学论丛》《东亚考古学研究》《支那古明器泥像图说》《满鲜考古行脚》和《殷墟出土白色图器研究》《安阳发掘报告》《徐旭生西游日记》等，都帮助他拓展出理解历史的新思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考古学队伍，知识结构十分复杂，有的从金石学进入此领域，有的是人类学和哲学专业出身，一些文字学研究者也加入此行列。鲁迅认为，考古学的成果可以填补历史学研究的某些空白，他佩服王国维、罗振玉的某些成果，对于徐旭生的西北考古也多有支持，在考古学影响下的疑古派的史学研究也进入他的视野。作为文学家，鲁迅在大量翻译域外文学著作和艺术理论著作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观，他关注考古学领域的状态时形成的几个观点，对不同学科理念也有多种对应。这与历史研究的学者形成了不同的视角，其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国外一些考古学家对于中国文明的简单化的礼赞，鲁迅有一种警惕的眼光。考古可以使人增进对历史的认识。从各种关于中国历史的考古报告展示的信息可以发现，中国文明是一个动态系统，中国文化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在互动之中。所以他反对大中华主义，借用了“他人的自己”的概念，将托尔斯泰主义的话语从文学领域运用到东亚文化的认识当中，这是溢出了一般考古学家的思路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考古学成果也影响了史学界的疑古派的理论，鲁迅对此十分关注。但他对于疑古派的缺少实物论证不以为然，认识历史，仅仅有技术性的手段还不够，倘不了解人文性的因素，也会遗漏一些要素。鲁迅对于疑古派的质疑，有一定的方法论的启示。

应当说，考古学给传统的再省视带来一场革命，但早期学者存在的人文性的缺失，以及认知维度的简单化，被敏感的鲁迅意识到了。虽然他对于历史研究与考古学研究都有许多盲区，但他的多维性的思考，对于不同专业的人也未尝不是一种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