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宗迪

一

《禹贡》和《山海经》是现存仅有的两部先秦地理书，但两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有天壤之别，《禹贡》是九州正宗，《山海经》是大荒怪谈。

《禹贡》载于五经之一的《尚书》，古人相信它是大禹亲自所作，“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书序》）。《禹贡》九州观作为华夏世界的空间图式，对传统地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成为地理学辨方正位、叙列山川的基本依据，也成为历代王朝体国经野、画州分郡的神圣原型，《汉书·地理志》叙《禹贡》于篇首，显然就是将其作为华夏地理学的“范本”。《禹贡》在中国传统地理学拥有毋庸置疑的至高无上地位，整个传统地理学的学术谱系就是围绕《禹贡》这个神圣原型而展开的。

后世学者基于这一以《禹贡》为中心构建的地理学传统回溯华夏地理学发生史，顺理成章地会认为《禹贡》“自古以来”就是华夏地理学的正宗，如李零的《禹迹考：禹贡讲授提纲》一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的：“中国经典，天文祖《尧典》，地理宗《禹贡》，《易传》道阴阳，《洪范》序五行，对中国思想影响至深。……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最初的表述就是《禹贡》九州。”（李零：《茫茫禹迹》，三联书店）

其实，这是一种“以今度古”的误解，在中国地理学传统的发端之处，《禹贡》的地位远远无法跟《山海经》相比，早期文献中关于天下观的表述，原型和素材都是源于《山海经》，而不是《禹贡》。

先秦文献称述先王教化所及，所借以勾画疆域的地名，大都出自《山海经》。

《尚书·尧典》述帝尧命羲和四叔分宅四方，观象授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其四极地名，“旸谷”（即“汤谷”）、“幽都”俱出《山海经》，“南交”则可能即《海外南经》的“交胫”，亦即“交趾”，因在南方，古称“南交”。羲和亦出自《山海经》，羲和原为太阳之母，她生育了十个太阳。《尧典》不仅给羲和变了性，还把她一分为四，分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兄弟，以与四方、四时相配，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尧典》还说舜代尧治天下，惩罚四大恶人：“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幽州”盖即“幽都”所在之北方，“三危”“羽山”的地名，以及舜所流放的四大恶人共工、兜、三苗、鲧，亦皆见于《山海经》。

《大戴礼记·五帝德》追述五帝天下疆界，颛顼则“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尧则“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帝舜则“南抚交阯、大教，鲜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幽陵”即幽都，“交趾”即“交胫”，“流沙”屡见于《山海经》各篇，“蟠木”即《山海经》中东方日出的“扶桑”或“扶木”，“羽民”“苍梧”亦出自《山海经》。

《韩非子·十过》述尧之天下，亦云：“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以“日月所出入”标东、西之极，本自《大荒经》东、西方的“日月出入之山”。《尔雅·释地》解释四荒：“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西王母”见于《山海经》，“日下”亦即《韩非子》所谓“日月所出入”。《吕氏春秋·为欲》言天下四至为“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三危、扶木皆见于《山海经》。

诸书言先王天下四极，地名虽多重出叠见，但亦互有参差，说明它们并非辗转因袭，而是来自共同的素材来源，依据同一个地理原型，这个原型只能是《山海经》。

《禹贡》和《山海经》记述地理，皆囊括天下，笼罗四海：《禹贡》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山海经》则“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两者都旨在勾画一个囊括全部天下的“世界地理志”。相比之下，《禹贡》的世界图式远比《山海经》简洁明快，纲纪分明，且《禹贡》载于《尚书》，列为圣典，在古人眼里，自当比怪迂放诞的《山海经》更具权威性。但诸书规模天下，不用《禹贡》，反用《山海经》，岂非耐人寻味？这说明，在诸书成书时，其所能据以为想象世界的天下地理书，只有《山海经》，《禹贡》则尚非其所知。

二

或者会有人质疑说，以上述诸书所言先王，颛顼、帝尧、帝舜等皆在大禹之前，而古人相信《禹贡》系大禹作，九州为大禹分，因此，言大禹之前诸帝的天下版图，避而不谈《禹贡》和“九州”，理所当然，不当据此断定当时尚无《禹贡》其书。然而，《山海经》古人亦相信为大禹所作，书中亦频频称道禹事，《海内经》一则云“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再则云“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诸书何以不以《山海经》为禹所作、非其前诸帝所能知而避而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