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崇刚 编译）

我就任巴伐利亚音乐总监后排演的第一部新歌剧，是理查•施特劳斯刚刚完成的《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它采用了莫里哀的戏剧《贵人迷》的框架结构。施特劳斯本人曾在加米施的家中为我弹奏过这部歌剧。作曲家对这部有几分做作、却很精巧作品的冷静完美的钢琴演绎，给予我的那份快乐，我依然记忆犹新。他的演奏清晰真切，就像我们面前桌上他书写的乐谱，尽管是纯粹的冷色调，却依然让我感受到潜在的骚动迹象。真的，这些戏剧性场景的狂暴与热度给我这样的印象：它们是天神至高无上力量的恩赐，并非激情勃发的凡人所能给予。当我在书写整洁的乐谱末尾发现了作曲家的手书：“完成于小宝贝生日”的时候，心中有一种别样的激动。这种和睦家庭的感触，让我冷漠的心境略微暖和起来。

我排演的诸多新剧目当中，依然保留在我记忆中的除了理查•施特劳斯的《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没有影子的女人》，还有弗朗兹•施雷克（Franz Schreker，1878-1934，奥地利作曲家）的《遥远的声音》（Der Ferne Klang）和《标号人》（Die Gezeichneten），沃尔特•布劳恩费尔斯的《鸟儿》，克雷瑙（Paul von Klenau，1883-1946，丹麦作曲家）的《苏拉米斯》（Sulamith），普菲茨纳的《帕莱斯特里纳》，格雷纳（Paul Graener，1872-1944，德国作曲家）的《唐璜最后的历险》——当然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清单。我的努力同样指向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挖掘，重新排演了像韦伯的、《魔弹射手》《欧里安特》和《奥伯龙》这样的剧目，以及马斯纳（Heinrich Marschner，1795-1861，德国作曲家）的《汉斯海林》，洛尔青的《水仙女》，戈茨的《驯悍记》，雨果•沃尔夫的《长官》，普菲茨纳的《可怜的海因里希》和《爱情花园中的玫瑰》。不仅在音乐上，而且在布景和戏剧性方面，让它们再度兴盛起来。我对于格鲁克日渐钦佩，这促使我对他的《奥菲欧与尤丽迪茜》和《伊菲姬尼在奥利斯》做出了不懈努力。我还在威尔第《法尔斯塔夫》，以及科尔内乌斯（Peter Cornelius，1824-1874，德国作曲家）的《巴格达的理发师》的排练中，度过了美妙的时光。其他指挥家被委托排演克洛泽（Friedrich Klose，1862-1942，德国作曲家）的《伊萨比尔》，唐尼采蒂的《唐帕斯夸勒》，亨德尔的《朱利奥•恺撒》，以及众多其他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