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薛远帆）

这标题看着有些别扭是不是？您一定觉得“丁酉年”这词儿和贝多芬这个西方音乐圣人的名字混搭得过于离谱，不是吗？其实只需细想就知道未必尽然，因为“丁酉”的字样不过是 2017的中国农历表述而已，是中国人对六十年轮回的一种古老认知。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审视，当贝多芬的遗产日益被有识之士礼祭为敬天畏地意识的无上载体时，试从先秦、两汉哲学的视角看问题，则用“丁酉”的措辞去追述他的 190冥诞，倒远比 2017的舶来数字表述得更为贴切，因为与“公元”单纯的时间流转记录相比，天干地支这种华夏文明特有的纪年方式，除去岁月更替的含义之外，更融汇了我们的祖先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在里面。反观西方，20世纪的著名音乐家中，至少有耶胡迪 ·梅纽因先生从《道德经》中悟到了老子思想同贝多芬音乐思维之间的某些相似理念，这位贵族范儿的小提琴家甚至力求在《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演绎中体现这种认知。贝多芬当然上不探老子、下不达知庄子和董仲舒有关天地人的思辨，但这并不妨碍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人类智者共有的世界观，好比“轴心时代”的东、西方先知，虽然地域远隔，时空错位，但在人类终极问题的求索中，都各自给出了何其相似的答案那般，俗语所谓“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说的不外乎是这个道理。

当我们用全球都能拎得清的经济总量搭建起一座名曰“世界第二”的大舞台时，所有领域的亢奋和贲张都是不可避免的。严肃音乐的演出市场似乎也跟着繁荣起来，一切外来的演出团体无不乐意扎堆儿前来开拓这块尚且有利可图的市场，不管它们过去曾经多么自负；一切外来的表演都会入乡随俗地很中国——求大求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贝多芬冥诞 190的纪念演出亦无例外，尤其是在北上广这几座早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步入全球化、又急于用文化装点自己脸面的超级大都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