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孙健）

当我们以“伟大”的名义称呼一位音乐家时，或许，我们已下意识地略去了很多看似繁冗的问题。比如，我们可能更关心伟大的完成，对其初创却兴味索然，再如，伟大或许也会成为一种罪过，它意味着，我们实际离它很远。

这一系列问题在瓦格纳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当他将《帕西法尔》的最后一块砖石垒砌在其音乐圣殿之上，我们已学会了如何回溯与倒流。我们的耳际刮过“指环”、扫过“特里斯坦”，并最终触碰到了“负隅顽抗”的《黎恩济》，这往往是我们对瓦格纳最后一点额外的余味与“恩惠”。但在其尽头，却还停落着两部完整的歌剧，即敬陪末座的《仙女》与《爱情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