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前

马塞尔·杜尚奖的最终评选日程很紧密，全都被安排在了10月16日一天时间里。

在上午长达四个小时针对候选艺术家们的介绍讲座之后，评委们起身离开蓬皮杜艺术中心，沿着巴黎狭窄的圣马丁街向南走，穿过两个路口就到了伯努瓦餐厅（Benoit）。这是一家很传统的法餐小馆子，挤挤窄窄的，曾被法国大厨阿兰·杜卡斯（Alain Ducasse）称为巴黎小馆子的代表。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定，这在只用长桌的传统法餐馆子很罕见。

这顿饭一共有七个人，他们便是杜尚奖的最终评委。除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伯纳德·布莱斯涅（Bernard Blistène）、奖项发起机构法国国际当代艺术传播委员联合会（ADIAF）主席吉勒·福奇（Gilles Fuchs），以及杜尚家族代表白羽明美（Akemi Shiraha）以外，还会每年分别邀请两位国际公共艺术机构馆藏研究员以及两位收藏家参与最终评选投票。今年被邀请坐在餐座旁的是曾任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的杰罗姆·桑思（Jér?me Sans）、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策展人卡门·吉门涅斯（Carmen Gimenez），以及两位收藏家——德国收藏家埃里克·霍夫曼（Erika Hoffmann）和广州收藏家及艺术赞助人毛继鸿。

第一道前菜是三文鱼配小土豆，典型的传统法餐。按照规矩，还配了餐前酒。

吃完前菜，服务员撤走空盘，几句寒暄之后，国家现代美术馆馆长伯纳德·布莱斯涅自觉成为主持人。

“在座的每个人都保持一种开放性，即便人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但并没有针锋相对，而是含有一种默默的温情，这种温情是不能被打破的。”毛继鸿向本刊回忆那顿饭的场景，他是杜尚奖有史以来首位应邀担任最终评委的中国藏家。此前只有侯瀚如于2015年以策展人的身份担任过评审，后者出身中国，90年代以来定居西方并活跃于国际艺术圈。

波黑艺术家玛娅·巴耶维奇（Maja Bajevic）首先被淘汰。这位长期通过艺术作品探讨难民、全球化、地缘政治、身份认同、信息传播以及不同权力政体类型的艺术家为本次杜尚奖带来了一件探讨乌托邦的大型装置作品，在一片犹如荒岛的草地上，艺术家架设了诸多闪烁的灯泡，并通过灯光以莫尔斯密码的方式将《人权宣言》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词句展示出来，另一端一台电视机则播放着各类50年代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短片。评委们觉得这件作品过于强调政治性，并且太悲观了。

第二位被淘汰的是意大利艺术家维托瑞奥·桑托罗（Vittorio Santoro）。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艺术家，桑托罗向来使用极其激进的手法探讨对日常的思考，其作品不仅有精心制作的极简风格装置，也有基于文本或书籍的集体行为艺术。此次杜尚奖评选中展出的作品《一扇应该开着或没有关上的门》中，在一片宽阔的展览空间里，除了一个小型断头台，还零散地摆放着几件装置作品，空间正面墙上则悬挂了一面旗子。在展览的同时，艺术家于巴黎城内其他九处也悬挂了相同的旗子，并表示悬挂这些旗子是经过当地住户居民的同意，因此这些居民实际也参与到了这件作品之中。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众评委认为桑托罗的作品太过观念化和极端化，主席觉得艺术家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此时，只剩下了两组候选艺术家。年轻的英国艺术家夏洛特·摩斯（Charlotte Moth）延续其一贯对空间、建筑和艺术史关系的探讨。她使用杜尚现成品的手法，从巴黎市政府公共雕塑的仓库原封不动借来了四件大理石雕塑，甚至保留雕塑本身日积月累的尘土，并通过特意突出的灯光和人造围墙探讨艺术史中对19世纪传统美学的定义。

而黎巴嫩艺术家夫妇哈利尔·乔雷吉（Khalil Joreige）和乔安娜·海吉托马斯（Joana Hadjithomas）则以地质学钻探取样的方法将来自贝鲁特、雅典和巴黎的十几组砾石沙土装入玻璃管悬挂于展厅内，进而探讨城市的变化和记忆的寻找。

两组艺术家，3比3平局，却看似处于当代艺术的两个极端：一个代表着近几年的潮流，在政治化的同时，通过跨学科的手法，直指国际地缘政治对中东城市和其中百姓造成的改变；另一个明显地去政治化，回归19世纪探讨传统美学对于现今社会的意义。

激烈而礼貌的辩论就此开始。支持英国艺术家的评委发问：你们觉得黎巴嫩艺术家的作品美吗？会不会太过于政治化并接近考古学研究而偏离艺术本身？而支持黎巴嫩艺术家的评委则表示：英国艺术家的作品过于身处西方艺术语境，格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