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月

金庸并不恐惧死亡。2001年，77岁的他访问台湾时接受采访，有人问:“名利双收之后，你的内心是否还有恐惧？”他说:“大恐惧没有，小恐惧就是怕读者不喜欢我吧。另外，也怕亲人的死亡，怕朋友的死亡，但对自己的死亡并不恐惧。”谈到这个沉重话题时，他甚至眯着眼笑了。

他年事已高，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深居简出，时常传出身体不好的消息，被谣传了许多次去世。

唯有这次是真的。

好友倪匡此前多次帮他辟谣，证明自己的朋友尚在人世。他常在深更半夜被媒体的电话吵醒，问金庸是不是不在了，请他去问问怎么回事。他每次都被吓一跳，电话打过去，金庸健在，他才放下心来。两人聊起“去世”的乌龙，金庸从不生气，总是一笑而过，“他觉得人总是要死的。”倪匡告诉媒体。

这次是真的

2013年，金庸89岁。那是一个肉体濒临极限的年纪，倪匡对外界提到的信息却很乐观，他说自己半个月和金庸见一次面，“查先生健康没有问题，他胃口比我还要好。他就是听力不好，

但又不戴助听器。”前一天有香港媒体打电话给倪匡，他一开始不相信，不断反问:“哪里来的消息？”他和金庸已经有半年没见面了，因为金庸一直在生病，“前阵子他话都说不出来，字又写不了，他病了好多年，人老一定病。”

这次，倪匡不需要再为老朋友辟谣了。10月30日晚上9点10分，香港《明报》网站发表《悼金庸先生》:“《明报》创办人、著名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笔名金庸)，今日于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4岁，《明报》全体成员对此深感惋惜及难过，对查先生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查良镛先生是明报报业集团主席张晓卿丹斯里拿督的好友，《明报》在新闻业打拼多年，迈向一甲子，如非当年查良镛先生不怕艰辛，殚精竭虑，以一支健笔打出名堂，无以臻此。今先生遽逝，对《明报》、对香港新闻事业，乃至对华文文学界，无疑都是一大损失。”那是一种怎样的损失呢？作家陈冠中说:“在金庸之前也有很多武侠小说家，但是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的地位相当于鲍勃·迪伦之于民谣。”作家张佳玮说:“中国失去了自己的大仲马与巴尔扎克，自己的莎士比亚与狄更斯，失去了有史以来可能影响中文读者最多的人。”

中文世界，金庸无可逃避。绝大部分人都知道那句著名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代表着他的14部小说，还有一部没有收进去的《越女剑》。即使你不曾逐字看过他的书，也一定看过书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他的英雄和美人，他的江湖恩仇和刀光剑影，填满了无数人仓皇的少年时代。

那是一种深远漫长到甚至不知从何说起的影响，“一个人的离开结束了一个时代”这种说法已经让人厌倦，但当金庸的名字出现在灰暗的讣告上时，当倪匡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时，人们才发现，即使结束了那么多个时代，我们依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只能缅怀的时代。没有告别，没有遗言，这次，那个戴金丝眼镜的胖老头儿真的走了。

“拼了性命去办的”

有人曾这么形容金庸的外貌:个子中等，大约175厘米左右，年轻时很瘦，后来发胖。脸型相当罕见，是典型的四方国字脸，很能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威严感。

但在倪匡眼里，让人望而生畏的金庸是个本性极活泼的人，“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

他遇到的金庸已经温和宽厚了很多，年少时的金庸性格张扬，从不容忍，上高中时，因为看不惯训导主任辱骂学生，他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里面有个大反派，是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到处乱窜叫嚣着，“我叫你永不得超生......”那是训导主任的口头禅，主任看到以后气得发抖，跑到校长那里告状，几天后金庸被勒令退学。

转学后金庸考上了重庆中央政治大学，校长是蒋介石，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见到校长时需立即起立，两脚咔地一碰，立正。金庸记得在电影里看过，这好像是希特勒部队的动作，他心直口快说了出来，于是

和同学发生了争执，闹到学校那边，学校认为他把校长比作希特勒是极大的不尊敬，他又被退学了。

1990年代，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他，说:“查先生，你中学时给人家开除了。”金庸说:“是，你怎么知道？”江泽民哈哈大笑，“见你之前我查过你的资料。”

性格张扬的金庸从来不曾想过自己会靠武侠小说暴得大名，年轻时的他更在意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报人。那对他来说是拼了性命去做的一件事情，而“写小说是玩玩”。

金庸在北大演讲时曾说:“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1948年，作为《大公报》记者，他从上海奔赴香港，当时的上海远比香港发达，但金庸欣然前往，他说:“我一生很喜欢冒险，过一点新奇的生活。”此后他在《大公报》下属的《新晚报》做副刊编辑，1959年创办《明报》。

在《新晚报》工作时，他和梁羽生是同事，两人座位面对面，经常一起下围棋。

1955年，梁羽生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刚刚连载结束，实在写不动了，想让金庸顶上去，金庸没多想，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答应了。

他每天下班之后，睡觉之前，写一个小时，就能把第二天的版面填上。他先构思好了小说的主角，男主角是一个有着神秘身世的儒雅书生，女主角是一对回疆姐妹，在署名的时候想不出来好的笔名，就把镛字拆开，成了“金庸”。

他用排除法来写小说，通常会根据人物的发展写下10个不同的内容，这10个内容如果是读者或其他人能够想到的，他就会全部舍弃。等到写下常人想不到的第11个故事，他才认可。

那本小说的名字叫《书剑恩仇录》。

小说刊登之后，《新晚报》一时洛阳纸贵。但金庸并未对这件事情投注特别大的热情，那只是他赚取稿费的手段。1997年，他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谈时，回忆这段经历:“得到读者的盛大欢迎，就继续写下去，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

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

在评论性的文章中，金庸经常提到的理想、公道、正义、道德等，在小说里也得到了体现。“武侠小说一定讲正义、公正，一定要是非分明，要好人经常击败坏人;书中的正面人物一定不可说谎，不可忘恩负义，不可对不起朋友，必定要有情有义，不可凶暴残酷奸诈毒辣。”他告诉池田大作。

《书剑恩仇录》之后，他继续写了《碧血剑》，但武侠小说并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成就感，他的心思依然更多地放在报纸上。1959年，他创办了一份四开小报——《明报》。《明报》的办报宗旨几乎就是他武侠观的体现:“侠气，干预社会，对好的人和事件进行赞扬和表彰，对坏的人和事情进行批评和反对。”

在《长风万里撼江湖》一文中，金庸曾说:“一个人一生所做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理想，如果你是开计程车，就希望自己能开得最好，朝向最好的目标走。”

初衷是好的，但是开局艰难。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财产，销售量一开始不足一万份，他只好继续写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同年，《明报》开始连载《神雕侠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