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8日，刘慈欣站在华盛顿D.C.西德尼哈曼剧院的领奖台上，用流利的英文致敬了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科幻作家阿瑟·查尔斯·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对于获得2018年度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刘慈欣比其他任何时刻都感到激动。这位写出《2001：太空漫游》的作家，不夸张地讲，是刘慈欣从科幻迷进阶到科幻作家最重要的导师。“看到这本书时，‘文革’刚刚结束，旧的生活和信仰已经崩塌，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心中一片迷茫，读完它的那天深夜，我走出家门仰望星空，那时的中国天空还没有太多的污染，能够看到银河，在我的眼中，星空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对宇宙的宏大与神秘产生了敬畏感，这是一种宗教般的感觉。”

小城市的普通人

2018年11月23日，第三届科幻大会的深圳大学现场，科幻迷们把刘慈欣围得水泄不通，手里拿着刚买的新版《三体》向他索要签名。这样的场面在他获得雨果奖之后就几乎是常态，在科幻圈，“大刘”被科幻迷当成了“神”一样的存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一个作家竟然有了流量明星出场的待遇。

对这样的场面，刘慈欣谈不上享受，甚至有一些惧怕。“大刘本质上是一个羞涩的人，和陌生人不爱说话，也十分警惕。”2007年就采访过刘慈欣的前新华社记者，也是目前刘慈欣的版权开发合作方姬少亭说。这无疑给我的采访增加了许多难度，在科幻大会的三天时间里，刘慈欣的行程表被排满，而这与他在山西阳泉的生活截然不同。

刘慈欣1963年出生在北京。他父亲当过兵，后来被下放到山西阳泉，成为一名煤炭矿工。跟随家人，刘慈欣的小学、初中都在矿区长大。据他回忆，他大概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读科幻小说，初中时动笔写科幻，至于为什么迷上科幻，他不太能说清楚，就好像你问一个足球迷看足球赛哪有趣一样很难得到答案。对更多的细节，刘慈欣不愿再谈。“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我更关注的是未来。”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他也谈论得极少，能一笔带过最好。“我更希望大家关注的是我的作品，而不是我的生活。一个作家的作品已经是他全部的思考以及生活。”刘慈欣说。

“小学我在矿区长大，那是‘文革’期间武斗最严重的时候，学习负担不重，有许多玩的时间。和大多数的男孩子一样，物质匮乏，生活条件限制，我制造过火枪、弹弓，也和大多数的男孩一样打过群架。到了初中时，已经改革开放，进入到相对密集的学习状态。”从小到大，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和同时代的孩子们一样，依稀有着一些模糊的考量，那时候的男孩子都想在未来成为一名科学家，那是个让人感到最荣耀的职业，他也并不例外。虽说如此，梦想毕竟只是梦想，刘慈欣很快就意识到要实现起来十分艰难。恢复高考之后，他考取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水电工程专业，用他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挺典型的理工科男，和不太熟的人不怎么说话，喜欢钻研一些科学，闲暇时喜欢打游戏，学习在班上中等。后来，我的梦想可能就变得更切实际一些，我希望未来有一份稳定的工程师工作，并且可以在闲暇时间看书写科幻”。像刘慈欣这样，很早就能看清楚自己的人并不多见。所说的梦想都实现了，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

与大多数60年代出生，抱着文学和乡愁的知识分子不同，刘慈欣更像是我们所认知的那类理工男，保守、专注、理性，在他的身上你很少能挖掘出惊心动魄的成长经历——或许有，但他并不愿谈论——更难把某种80年代的时代性理想主义作为他人生转折的象征。他对自己的描述，是平淡且庸常的。

大学之后刘慈欣被分配到山西娘子关电力站做工程师，和所学专业基本对口且是一份稳定工作。这份工作于他的创作而言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90年代，靠写中国科幻小说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意味着一定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娘子关这个地方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闭塞，粗一看周围被山环绕，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电影院、图书馆、舞厅，包括阳泉市最好的游泳馆都在这里。而且员工收入和福利都不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拿了工资都不用花，该发的东西都发了。这个地方太适合做科幻创作，每年忙碌3～4个月，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没人打扰，安安静静。这二十几年我也有几次跳槽甚至升迁的机会，但我都拒绝了，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工作提供给我最好的写作环境。”1994年，31岁的刘慈欣和自己电力站的同事结婚，并生下一个女儿，直到2009年因为污染原因，娘子关电力站关门，刘慈欣才离开这份工作，成为一名职业的科幻小说作家。

《三体》获奖前后，刘慈欣的生活轨迹几乎没有变过。一旦回到了娘子关，他就从一个科幻迷追逐的神一样的人物，变成一个普通人——买菜做饭、照顾妻子和女儿。在他的同事、邻居看来，他依然是他们熟悉的“刘工”，至于那个别人口中的“科幻界大刘”，没人知道。而他对此，是感觉到舒服与坦然的。大多数人都会在庸常生活中借由精神生活去找到逃避，而这点在刘慈欣身上并没有过多的体现，反倒是一种小城市的生活给予了他足够多的思考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