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晓宇

在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系，弗格森不紧不慢地转过座椅，起身和我握手寒暄。他穿着棉麻衬衣，卡其色裤子，圆头户外鞋，这一身打扮在满是T恤短裤的斯坦福校园中显得突兀。身份的突兀也是我对弗格森作品的第一印象。我应该怎样介绍他？人类学家，政治学家，非洲学家或公共政策专家？似乎每个头衔都差些意思，又言过其实。

1985年，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他的研究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关注的问题是国际发展政策的实地影响。在他身上，既有把眼光放在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关怀，又没有因为批判的立场失去对政策干预的兴趣，以至于在作品的结尾，总会引入“我们要做什么”的发问。

出于交叉和模糊的身份，弗格森看上去总在反抗常识。他的第一本书是有关非洲内陆国家莱索托的。莱索托是最大的国中国，地处南非国土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批国际援助涌入欠发达的莱索托，仅1979年莱索托就收到6400万美元的官方援助，平均每人能得到近49美元。然而，蜂拥而至的国际资本对于经济收效甚微。弗格森发现，这些项目看似在扶贫目标上失败了，不过在官僚体系扩张的目标上却一直在成功。它们把国家治理问题变成“技术问题”,然而项目实施中又不可能绕过各层利益，只能卷入国家官僚体制的运作。于是在“去政治化”的大旗下，官僚体系不断地扩张膨胀。

“去政治化”的判断很快卷入了90年代开始的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动的偏重市场和私有化的“结构调整”，不仅没有带来普遍的经济增长，反而加剧了当地社会的不公和政治波动。弗格森在赞比亚铜矿带的研究，指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利润丰厚的出口贸易没有带来地区繁荣和现代化的实现，而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催生了一大批被排挤在世界经济秩序之外的“弃民”。

弗格森没有停留在学界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不公的批评上，他开始关注国家和公民对这种状态的应对策略。201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四本专著《给那人一条大鱼》。书中聚焦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现金转移”（Cash Transfers），即直接给目标群体发放现金救助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南非为例，2013年全国GDP的3.4%直接用于给穷人发钱，覆盖全国超过30%的人口。在某些方面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灵活机动，比如幼儿养育补助指定的接收者，规定不需要是孩子的父母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而是事实上照顾幼儿的人。在总体社会效果上，受惠于这样的社会福利，南非的饥饿家庭在2002至2012年间从29.3%降至12.6%。这不仅挑战了主流发展话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圭臬，也彰显发展中国家正在试验的特色社会救助系统，不受困于自己在全球经济发展的阶段。

现金转移不单是区域现象，它也被认为是全球性的“静悄悄的革命”。拉美国家在90年代率先开始了类似的政策尝试，博茨瓦纳、莱索托、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将地方试验上升为全国政策。弗格森认为，政策变化后，公民不只是通过在市场上交换劳力来谋生，而是参与公共和社会资产的直接分配：如果石油和土地是公共资产，为什么公民不能从它们产生的利润中直接获取属于自己的份额呢？

这种新式分配政治的背后，伴随深度的全球产业和劳工市场的变革。离开弗格森谈论的非洲，仅在2017年的英国，“零工经济”（Gig Economy，例如Uber出行或是Deliveroo外卖行业）雇佣的人数110万，和全国最大的雇佣机构国家保健署的员工人数相近。

我们也许正在告别长期在固定行业中的劳工经济。在高频度的流动和不稳定的状态下，现金转移式的社会救助模式出现，建立在固定领土和行业上的认同是否继续存在？以弗格森的例子说，一个来自索马里的小商贩，在南非的市集上谋生，同时准备办澳大利亚的难民申请，他的归属、身份和工作在不停地重建中。对他来说，国家和社会身份意味着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从个人经历开始。作为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学生，你为什么选择了非洲和国际发展的主题？

弗格森：我一开始是学生物的，后来对围绕环境展开的政治议题感兴趣，找到了人类学。恰好，教我人类学的都是非洲专家。当时为了应付导师，我途经莱索托，在路上带的书正好是福科的《规训与惩戒》。我到莱索托首都时，满大街都是发展援外机构。南非因种族隔离政策被禁运，任何想要接触南非的组织都驻扎在莱索托。同时，莫桑比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莱索托的发展项目也惊人地相似，都在进行技术官僚的机构设置，撇开和政治的联系。莱索托的例子可能最极端，和全球经济的紧密关系和结构性的政治不平等，在发展规划中几乎统一地消失了。一旦在莱索托发现去政治化的存在，就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共性。这好像成了民族国家的普遍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