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黄金十年”

经过北京朝阳公园的时候，人们很难不被一个钢筋铁骨的球形建筑吸引住。其实它并不是个规则球体，如果在外面绕一圈，就会发现它从某个角度看像是一个凸起的球，再换一个角度则变成凹陷的豆荚，或者旋转的圆环。而编织曲面的一根根钢铁线条自有逻辑，形成延展性和韵律感，而且这韵律是无限循环的，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这是作为传媒集团总部的凤凰中心，其圆融的形象正与功能相呼应。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将访谈约在这里，也是对这一作品的认同，虽然它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传统的“大院”作品。

思维严谨的邵韦平在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简称“北京院”）的个人工作室名为UFO，有天马行空的颠覆感。“并不是不明飞行物，而是Un-Forbidden Office，提取‘紫禁城’（Forbidden City）这个概念的反义，即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工作，打破规划、市政、景观、建筑等专业之间的界限。”他告诉我，这个名字最早源于工作室承接的北京奥运中心区景观设计项目，按照奥组委的要求，这个设计要体现人文奥运和中国元素。中心区恰好位于北京中轴线上，而中轴线上的紫禁城、故宫、四合院都是北京最典型的文化符号，所以他们提出了“开放紫禁城”的概念，把重构的红墙院落和四合院的抽象元素糅合起来，形成一个新时代意义的解析，来打破紫禁城封闭的意向。

在世纪之初，向开放模式和开放思维的转型是迫在眉睫的。事实上，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正值建筑市场的全面开放，一批国际明星建筑师的作品在中国落地，由此开启了中国建筑的“黄金十年”。2012年普利兹克奖花落中国也是“黄金十年”的重要标志，正如其评委会主席表述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如果没有在中国的城市留下作品就不能说是最成功的建筑师，一个正在接受建筑学教育的学生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城市与建筑，也不能算合格。”但对“北京院”这样原本处于半垄断地位的本土设计院来说，传统的工作模式、思维方法、建筑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桎梏，与高速发展的市场需求产生巨大反差，也让他们在一系列标志性项目上的主导权旁落。邵韦平形容，这一时期也是本土建筑师“失落的十年”。

如果将时间拉长来看，邵韦平所在的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作为一个近70年历史、与新中国同龄的大院，曾参与过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乎所有首都重大城市建设项目，包括天安门广场规划、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北京饭店、首都体育馆等。“50年代北京第一次评出的‘十大建筑’，有‘八个半’都是‘北京院’设计的，那‘半个’是跟别人合作的。这也反映了‘北京院’当时在行业里的辉煌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建筑市场也越来越开放，开始引进海外资源。邵韦平将这30年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以2000年世纪之交为分界线。前半段是整合期，国内建筑师仍掌握着话语权，但也感受到一些国际上的冲击。邵韦平说，回头看当时的“十大建筑”，80年代那一批里，连大观园都入选了，其实那只是一个舞台布景，不算真正的建筑。90年代的“十大建筑”稍微改善了一些，但是那个时候的建筑更多肤浅的形式，比如说大屋顶、现代主义构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