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博客天下
2018-12-11·阅读时长1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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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摇摆
毫无疑问,蔡国强先生是这个国家最受瞩目的当代艺术家。2014年11月10日,他第二次成为APEC峰会焰火晚会总导演——上一次是在2001年的上海APEC——今年,7分半钟的焰火表演以鸟巢为中心,向南北两侧的夜空延伸,在2600米长、200米高的天空画卷中表现有关《自然颂》的主题,取意四季花草灵动自由,生长更迭。
在2001年上海APEC之前,没有任何当代艺术家走进国家的视野。艺术家马文曾在蔡国强工作室当主任,她回忆,当时政府常把国画送给外国友人,但作为当代艺术家,除了整天“跟国外做一些挺烦的事情”,“能为国家做什么呢?这是一个怀疑”。而蔡国强在2001年初次与国家项目的合作中赢得了官方信赖。他证明了艺术家的国际语言能够有效地帮助政府向外传递声音。
除去两次APEC,蔡国强还曾担任北京奥运会的视觉艺术特效总设计,以及中国国庆60周年焰火表演总设计。某种程度上,蔡国强也影响了同行在官方的地位。
2002年,蔡国强个展成为上海美术馆首次当代艺术家展览后,次年该馆又举办了曾梵志1991-2003绘画作品展。
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的。2001年上海APEC之前,蔡国强的作品材料是火药,而马文的工作也包括不断地向策划人、主办方、媒体重复,“作品材料是‘火药’(gunpowder),不是‘焰火’(fireworks)。因为艺术家对以火药为材料有本质兴趣,焰火只是火药做成的产品之一。”
2001年APEC成为蔡国强创作上的分水岭。那一次是中国当时主持过的规模最大也最隆重的国际高峰会议,那时起的中国正试图在举办盛事上展现出与崛起中的经济相媲美的软实力。主办单位要求蔡国强设计焰火,那是他的第一个焰火晚会。在马文看来,“作品所提的问题从个人表现演变到集体
表现。”
13年之后,蔡国强再次参加APEC,但结果是“出乎我想象的不容易”。在马文看来,不容易的原因是当时上海APEC的焰火晚会只是由东方电视台主办,“但像我们这次APEC就是外交部、北京市。”艺术家们要面临更繁乱的权力关系,在表达系统上去做更多平衡以及接受更多审查。
“更复杂,更处在混沌的不明状态里面。所以我感到这也是你们今年选我做(年度)人物的有意思的地方。”蔡国强说,“其实我就处在这种矛盾的里面,我的工作以及我都成为这一个象征,这两年,我们中国的一个矛盾的摇摆。”
空前绝后
为国家盛事做艺术的机会起于1999年,长期生活在纽约的蔡国强在威尼斯双年展获“金狮奖”,是第一位亦是迄今唯一一位获得此奖项的中国艺术家,也是中国艺术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奖项。上海美术馆很想请他回国参加上海双年展。
蔡国强回国考察,发现美术馆里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小,而且民众都不大进去看展览。那一次,蔡国强便展示出了他的风趣、推广才能,以及让更多人看到自己作品的欲望。为吸引民众,他在美术馆外做了一个像“大字报栏”的个人回顾展,除了他的作品,第一张照片就是他和他的太太、女儿。当时他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他就写了“出国不忘计划生育”,并将这张照片放在所有作品的前面。“所以观众一经过的时候都会看到,然后就一直往下看,人家就感到这个挺逗的。”蔡国强回忆。就这样,人们把他的个展给看了下来。
在当时,当代艺术家是不被承认的,中国的官方美术馆还没有给当代艺术家做过个展。那一次,上海美术馆注意到了马路上围观“大字报栏”的观众,他们觉得应该为蔡国强做个个展。
与美术馆讨论的过程中,蔡国强表示自己还希望在黄浦江上做一个5米宽、500米高的天梯,用气球或者汽艇将其从江上一直延伸到天空。但这不仅需要财力,还需要获得各个政府部门的批准。美术馆当然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便将当时的上海东方电视台介绍给了他。
东方台那时正在准备APEC开幕仪式。“没想到送货上门来了一个这种人,说想做一个梯子,”蔡国强笑着回忆,“他们说好啊,这个好啊,然后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把整个APEC都设计一下。”
“上海想通过(APEC)这种国际重大活动,使自己在这个国家里更好地找到它的位置。”蔡国强说,上海需要和一个懂得国际语言的艺术家合作。
蔡国强提出了很多方案,比如把外滩的大楼比作钢琴琴键,用焰火来演奏它们,或者把一排排大炮架在一艘艘帆船上开进黄浦江,打出来的都是焰火,他回忆,“他们都说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在蔡国强的印象中,中央对那次APEC提出的要求是“空前绝后”,上海又补充了两条,“万无一失,不惜代价”。
在蔡国强看来,“中国现在做事情是说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那种做了以后别人都不好做的。”
国家作品
上海APEC整个焰火晚会最终只有20分钟,参加的焰火师则有300多人,包括美国方面的70多人。策划动用了上百个部门和单位,牵扯到了消防、公安、航空和交通安全等,市领导亲自担任晚会召集人,据蔡国强回忆,官员们告诉他,蔡先生,平时我们都会用减法,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减一减,这次我们使用加法,所谓加就是让你更厉害一些。
整个外滩因为焰火盛会被封锁起来。23栋外滩大楼楼顶装满火药,无论走到哪个大楼外边都有人欢迎蔡国强团队进去检查,“就是欢迎你用他的大楼爆炸,如果在外国根本不可能。”蔡国强回忆。
政府做事风格与艺术家对自身的期待促使蔡国强不断增加内容,“本来我做了电脑模拟图的那些大楼只炸到外滩源,结果领导提出可以炸过苏州河更好。”蔡国强还曾在与评论家方振宁的访谈中提到,“有些人还说要用10英寸的焰火弹,我一直说不行,如果用了,一炸外滩建筑的皮都要被震扒下来了。”蔡国强说,“艺术效果主要不在于爆炸的威力,而是爆炸的节奏和速度,如果要比威力,那么原子弹最厉害。”
在一些相互促进之外,艺术家必须遵从政府的某些原则,包括焰火的配乐必须由官方决定。最初蔡国强曾请在国外的作曲家来写这个音乐,“后来才知道这些并不是那么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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