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佳慧

北京翠花胡同在二环路以里，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时近晌午，胡同里飘出持续不断的饭菜香，让人循着味道找到一处挂着“悦宾”招牌的小饭馆。

它不起眼，开着仅容一人进出的门，旧木匾上刻着棕红色的“中国个体第一家”字样。鲜为人知的是，这间内部装潢简单不太时髦的饭馆，却曾搅动起北京甚至中国个体饭馆经营的浪潮。

40年前，个体经济历经“文革”动荡。直至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同意对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者发放营业执照。

1980年，刘桂仙与爱人郭培基开办悦宾饭店，拿到编号为001的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饮工商执照，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38年过去，刘桂仙已于三年前去世，86岁高龄的郭培基长年居住在昌平静养，鸟儿啁啾的院子里，老两口做菜开饭馆的过往，成为老爷子最津津乐道的故事。

悦宾饭店门面

悦宾饭店一传三代，历经了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的变化与革新。“在那个年代爷爷奶奶把苦都吃了，我们得珍惜他们留下的这个馆子。对于我们来说，要去解决各种问题，抵得住这个时代的淘汰。”郭培基的孙女郭华说。

“提前开张”

五丝桶、蒜泥肘子、清炒虾仁、面筋白菜……菜单首页的招牌菜，冒着热气盛在白瓷盘里，被端上了桌。厨子换了几个，家里传了三代，但口味配料仍传承刘桂仙自创的做法，一卖就是38年。

38年前，郭培基还在国营单位里当厨师，每天按时上下班，一个月挣三十多块钱。刘桂仙是临时工，被派到首长家里当保姆做饭。家中四男一女五个孩子，七口人每月指望着几十块钱工资过活。郭培基最小的孩子，也到了毕业找工作的年纪。

上世纪80年代初，“待业青年”是个新名词。1400万知青返城，令就业的空间更加逼仄。

1979年，邓小平指出，要多搞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间。允许自谋职业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方式之一。1979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的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不准雇工。这份报告是文革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但“文革”余波刚平，没人敢去想自己经营赚钱的事儿，郭培基和刘桂仙也一样，仍在按部就班地过日子。

郭培基回忆，一次叶帅夫人曾宪植从英国访问回国，想吃“小刘”的手艺。“吃饭的时候，叶帅夫人就和我老伴儿说，国外挂着中国餐馆招牌的馆子味道都不如她的好，建议她不如在北京开一个，肯定受欢迎。当时我俩都没敢往这方面想，直到后来叶帅夫人又催了一次，我们才开始写这个申请。”

申请写好了，两个人不知道要找哪里，就去街道盖了个章。“还得办个营业执照。”街道的人给刘桂仙支招。

之后，刘桂仙到东城区工商局，要求办一张个体餐饮营业执照。当时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但其他行业还未有明确政策。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回忆：“刘桂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别人问问没结果就回去了，她一个月每天都来工商局问执照的事情，有耐性有决心。”

“就是想搞个试点试一试，我们领导班子一合计，都同意给她特批。”靳云平说，当时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工商局手写了一份，靳云平签了字并盖上专用章，刘桂仙拿到了北京城里第一家个体餐饮营业执照。

三间平房中的一间改成饭店，搭建厨房的砖头木材郭培基从单位借，刘桂仙到皇城根买了4张旧桌子和15椅子，找了一个烤白薯的旧桶，改装成灶。

两口子计划着10月1日开业。9月30日一早，郭培基到单位请假，刘桂仙打算提前开火试灶，她拿着家中仅剩的34块钱，买了4只鸭子，打算做出几道菜，先让街坊邻居尝尝手艺。

等到郭培基中午下班回家，胡同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都排到了胡同口五四大街上。街坊拽着他袖口小声说：“你们家饭馆都开张了，你还上什么班？赶紧地回去看看，来了好多老外！”

心终于放到肚子里去了

四桌两灶一门面的悦宾饭店，就这样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那一天的“提前开张”，被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写在了他的报道里：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开张的第一天，刘桂仙赚了38块钱，顶得上那时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店里4张桌子，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

在开业之初，普通老百姓下馆子的频率不高。往往一顿饭能花掉工薪家庭一周的伙食费。来店里的多是高干子弟和使馆区外国人，还有采访的记者。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二三十个记者。刘桂仙就叫记者站在院子里，她在小厨房里炒菜，把窗户打开，记者在外头问，她一边炒菜一边回答。

美国大使馆曾提出要在悦宾饭馆包桌，每人１０块钱的标准。那时砂锅白菜豆腐只卖一毛九，炒肉丝五毛六，油焖大虾两块四。外国人吃饭安安静静，不怎么说话，刘桂仙心里摸不准，想着是不是饭菜不好吃。直到看到空盘了，才放下心。

客人多了，饭店火了，原料开始紧张起来。

悦宾饭店门面

在当时，买粮油要指标。没有指标，刘桂仙就去外地赶集，下乡采购。河北高碑店、保定一有集市，她5点多钟起来坐火车去，集上什么都有卖的，米、面、油都是私人高价卖。她一个人买4大提包菜肉，提不动，就背着回来。

悦宾饭店名气大了，各种非议也都来了。“社会上舆论很多，有人说我们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那时候女儿结婚都差点儿受到影响。”郭培基每天下班到了胡同口，就下了自行车，默默地一步一步推着车回家，生怕别人听见骑自行车的声音，在背后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