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征集

作为在拍卖行工作了20年的老员工，今年2月初，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专家游世勋像往年一样去到日本大阪，为新季征集拍品。开工第一天，当他正要出门去见第一位藏家客人时，日本同事跑过来告诉他，有位老先生不停地往办公室打电话，说有国宝要卖。“没关系，大家都说自己有国宝，让他先把图片发过来看看。”游世勋嘱咐完同事，就出门了。

和预约的藏家一聊聊了两个小时。聊完他抓起手机一看，发现同事发来的图片竟是苏轼的《木石图》，而且是彩色的。“此前我们能看到的《木石图》，又名《枯木怪石图》，都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用珂罗版制作的印刷品，虽然用了非常细的粉点印刷出来，品质很好，但是都是黑白的。所以我看到照片就愣住了。”

稍作平静之后，再看印章，发现颜色深浅不一。“在古代，不同时期藏家印章使用的印泥不同，木印、水印和油印使用时期和印色状态都有明显的区别，而很多假画的印章颜色接近。”

电话反复确认后，游世勋赶到那位关西藏家指定的地方去看原件。不是在家里，也不在博物馆，而是在银行的保险库里，一个VIP室。“检查苏轼的画，看看米芾的字，接下来就是价格问题了，因为这件东西太有名了。”

在此之前，最后一次对《木石图》原作的记述出现在古书画鉴定家张珩所著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一》，他曾写道：“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

文中提到的白坚原名敦庞，号坚甫，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厅编译主任，1938年任临时政府内政部秘书，因为热衷古代书画开始涉足收藏，其中就包括北洋政府时期从方雨楼买走的两幅苏轼传世珍品：《木石图》和《潇湘竹石图》。

后来白坚凭着自己在中日之间的人脉关系，牵线搭桥，开始将文物转卖日本藏家。在战争时期做古董生意，把大批国宝转卖海外，他也因此在中国留下恶名。1935年他受李盛铎父子相托，将敦煌卷子432件卖给了学者羽田亨。后又以3000金元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残卷》古版本转售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成为“恭仁山庄四宝之一”的日本国宝。1936年，更是为日本藏家充当掮客试图购买中国存世最早的书法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当时张伯驹以4万元从溥心畲处买下《平复帖》，白坚提出愿以20万元为日本藏家购买，被张伯驹拒绝。抗战时期，张珩曾试图向白坚购买《木石图》，出价9000金元未得，白坚最终以1万多金元卖给了日本关西纺织业巨头阿部房次郎。

辛亥革命爆发后，藏于内宫和官宦之家的大量文物流入市场，京都汉学家内藤湖南建议好友阿部房次郎利用自己的财力多加收藏。在内藤湖南为他顾问并鉴定的情况下，阿部房次郎收集了大批中国古书画，包括北宋易元吉的《聚猿图》和明仇英的《九成宫图》，并为自己的收藏取名“爽籁馆”，分批出版《爽籁馆欣赏》。张珩对苏轼《木石图》的最后记载便是日本出版的珂罗版印刷品，且标有“爽籁馆藏”。

1937年5月，阿部房次郎因病去世。根据他的临终嘱托，1943年，其长子阿部孝次郎将包括王维《伏生授经图》在内的160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成为该馆早期的支柱馆藏。但《木石图》却不在那次捐献藏品中。之后这些年，没有任何《木石图》实物图片资料出现，多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也仅仅依靠80多年前那幅珂罗版黑白印刷品。

在消失了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一次，《木石图》看起来是再次现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