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熟悉中国陶瓷史的人，都会对唐朝“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还有宋代“五大名窑”的提法耳熟能详。只是，很多人并不清楚，所谓“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的概念，实则是人们从收藏鉴赏角度逐步形成的一个晚近概念。据学者秦大树考证，尽管从宋代起，便开始将某一地区的瓷器产品称为“某窑”，明人的清赏类著述中更集中出现名窑的概念，可日后众所周知的五大名窑版本的确立，则要迟至20世纪后半叶。

今天的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名窑，换句话说，宋瓷之美，是否集中体现于五大名窑？在秦大树看来，“无论从收藏市场，还是艺术趣味而言，五大名窑真正代表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趋向”。当然，宋瓷的丰富多彩不只于此，不论是代表庶民艺术的磁州窑，还是同样受士大夫阶层喜好、但由于产量巨大而未入当时收藏序列的青白瓷，同样名扬天下。

从青瓷一统天下，到“南青北白”，再到宋代的五彩斑斓，一部陶瓷史，何以在宋代才出现如此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面目？一个明显而粗糙的答案可能是，宋代社会风气开放，城市经济带来的商品生产前所未有地繁荣，市场竞争带来的创新与各个窑口之间的相互学习，造就了制瓷业的高度发展。

此外，宋代制瓷业逐步发展起来的一套官民并举的瓷器贡御制度，显然也为那种精工细作、不计成本的高端瓷器生产提供了条件，五大名窑正是这样的代表。只是，考虑到钧窑、哥窑在烧造时代、窑址方面的争议，我们最终将此次探访的目标聚焦为定窑、汝窑、官窑。

不少人也许透过博物馆厚厚的玻璃，欣赏过它们莹润的釉色及独特的开片，但那些凝结着一个时代美学的器物，当年又是如何烧造出来的？或者说，今天的人们，还有可能走近、理解那个时代的气息吗？

定窑：新工艺中的名牌

前往河北曲阳县的路上，我在脑海里一遍遍想象着文献描述中的定窑窑址。资料中，位处太行山东麓余脉的定窑主窑区，是一片包含涧磁村，北镇村，东、西燕川村和野北村在内足有10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区。这里盛产上好的瓷土原料——灵山白坩，还有长石、石英、白云石等制釉原料，此外还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自北往南的通天河就在窑区边上。总之，这里天然具备生产优质瓷器的一切条件。

不过，与不少名窑差不多，历史的辉煌成为过眼云烟。如今的曲阳县以历史悠久的石雕闻名，沿途到处可见造型各异的佛像石雕。从曲阳县前往定窑的核心烧造区涧磁村，交通很快变得拥堵起来，司机告诉我，沿途的大车都是从山西过来的运煤车。地图上标识出的定窑遗址博物馆，是在1985～1987年考古挖掘的基础上2002年建成的保护性场馆。尽管一路导航，我们还是在北镇村与涧磁村的乡间岔道中迷了路。尽管还没找到博物馆，但我知道脚下这片土地就是赫赫有名的定窑窑区了。放眼望去，田野和村落交织在一起，地头上耸立着已收获过的玉米秆，偶尔看到上面隆起的土包，我后来才知道那正是定窑遗存至今的13个窑业堆积层所在。

五大名窑中，定窑窑址最先被确认。迄今共经历三次调查、三次正式考古挖掘。1934年，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叶麟趾，以历史上的定州范围作实地考察，首先在《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报道了定窑遗址在曲阳县的剪子村（涧磁村）和仰泉村（燕川村）。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随侵华日军进入曲阳，曾在定窑获取了一些瓷片。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的窑址考察中，陈万里、冯先铭在这里采集到近2000个瓷片标本，并初步判断其烧造年代，从唐代经五代，到宋代达到极盛。

1960～1962年，定窑首次考古发掘，发现晚唐、五代、北宋三个文化层，将烧造时限进一步确定为晚唐到金元。1985～1987年，定窑第二次考古挖掘中，清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窑炉、作坊、碾槽等制瓷遗迹，还有大批器物。最近一次发掘从2009年9月持续到2010年1月，从揭示的地层信息看，从中晚唐到金末，定窑一直盛烧，到元代烧造规模仍很大，但产品质量已较宋金时期的精美定瓷相去甚远。

当文管所的管理员为我们打开博物馆大门，这里看起来更像一间低调隐秘的临时性保护场所。占据博物馆主体的是以五代、北宋、金代几座不同时期的窑炉，还有作坊、碾槽组成的烧造区，旁边的房间里则展示着不同时期的垫圈等装烧窑具的变化。在巨大的遗址坑边上的土层中，仍然能看到层层叠叠的碎瓷片。下午的日光斜射在角落里巨大的碾槽上，闭目想象，当年窑工们牵着耕牛在石槽上粉碎瓷土的景象，如在眼前。

管理员带我们到附近转了一圈。在这里，随便一块地里，只要低头寻找，总能发现散落其间的碎瓷片，白釉、酱釉、黑釉，不一而足。像山包一样鼓起来的窑业堆积层上，各种形制的匣钵、垫圈、瓷片更是到处都是，只是，它们都来自几百年前。时光在这里仿佛停滞了一样，除了曾经到处林立的窑炉埋入地下，定窑似乎并未熄灭。管理员边走边说：“我们这里经济落后，遗址才能保护得这么好。”

两天后，在河北省文物考古所，刚从河北崇礼金代太子城遗址发掘现场回来的研究员黄信，给我介绍了定窑发展的三个高峰：五代晚期，以生产薄俏的素面精细白瓷为主；北宋晚期，形成以印花、刻花等装饰风格为主的精细白瓷，同时出现紫定、黑定等名贵定瓷；金代晚期，则生产大量印花风格的精细白瓷。黄信也是2009年那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成员，三个历史高峰的判断依据，正在于出土的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层中带“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金代地层中的“尚食局”“东宫”款盘等。宋、金时，宫中设立六尚局督办御用器物，“尚食局”“尚药局”正是其中负责宫廷膳食、药物的两个部门，“东宫”则是金代太子宫殿。这些器物的出土，说明从五代经宋到金，定窑都在为宫廷烧造瓷器，足见水平之高。

这些带款识的贡御器物，在定窑几个遗址区分布普遍，其中尤以涧磁岭地区产品质量最高，器物种类最丰富。只是，在同地层出土官用器物的地点，也同时出土胎釉粗劣、制造草率的民用瓷器。2009年定窑考古队领队秦大树据此推测，定窑作为北宋最早的贡窑之一，其官作制度似乎是有许多水平较高的窑户承造官用精品，同时还从事其他商品生产的体制。

自唐代邢窑创烧白瓷以来，所谓“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基本确立。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所长杨敬好告诉我，邢窑与定窑同属太行山东麓，距定窑不过300多里地。胎釉原料相似，再加上制瓷工艺的传播，使创烧期的定窑，在造型、工艺、装饰等方面明显受到邢窑影响。不过到五代晚期，定窑的精细白瓷已超越邢窑。北宋中晚期，作为北方精细白瓷的代表，定窑已形成自己的独有风格。

如何看待定瓷的三个高峰，又如何描述北宋中晚期成熟的定瓷风格？在这一点上，黄信与秦大树的看法不同，他从工艺而非产量，认定北宋中晚期是定瓷三个高峰中的顶峰。

“五代晚期的定瓷，白中泛青。北宋中晚期的胎是所有定瓷中最好的，厚薄合适，釉色比较白，微微泛黄，有一种所谓的中和之美。金代定瓷的釉色则呈象牙白。胎釉之外，定瓷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刻花，即使是印花工艺，北宋也是那种疏朗的印花，与金代繁缛的风格截然不同。”

为了说明这一点，黄信专门对比了两件北宋和金代同样带有“尚食局”字款器物上面的龙纹：“北宋器物上的龙纹，画得比较潇洒，曲线很好，能够感觉到画的人心情很放松。你再看一下金代的龙纹，你能看出来刻龙的这个人想赶紧把它刻完，好烧出来卖钱，和现代人有点相似。”

由于熟悉，黄信仅凭听声音，就可区分出北宋和金代的定瓷瓷片。“每天在屋子里往出倒瓷片，如果你听见是砰砰的声音，就是北宋的瓷片；如果听见的是哗哗声，就是金代瓷片。区别在于，一个是西瓜熟了，一个没熟。”

成熟期定瓷的烧制，与煤的使用、定窑首创的支圈覆烧工艺、大窑炉的引入，都密不可分。用黄信的话说，“什么样的窑炉，烧什么样的瓷器”。

从北宋中期开始，定窑开始烧煤，由于煤的热量更大，在氧化气氛中，烧出的瓷器白中泛黄。与之相对，五代时期的定瓷，由于烧柴，则白中泛青。从烧柴到烧煤，对古代窑工来说需要烧制技术的全面革新。也正因此，从五代到北宋到金，可以在遗址上清晰地看到马蹄形的馒头窑体积逐渐变大，原因在于“没有前面那么长的通风道，温度达不到，便烧不出那么薄俏的白瓷”。

北宋中晚期，定窑首创的支圈覆烧工艺，用不同形状的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承托器物的口部入窑烧制。新工艺的应用在解决器物变形问题之外，极大地提高了产量。有学者统计，覆烧工艺可使瓷器产量比匣钵单烧方法提高4倍左右。同时，由于器物口沿不施釉，覆烧法带来的芒口问题，则成为汝窑代定窑而兴的一个有趣的后话了。

庞大兴盛的民窑烧造区，使定窑不断涌现出新的工艺，在提高产量与竞争力的同时，也使定窑声名远播。上世纪在人们尚未以现代考古学充分研究古代窑址时，许多北方薄俏风格的白瓷，都被笼统地归入“定窑系”。在黄信看来，定窑和周围诸如井陉窑等几个窑口的关系，更多是互相影响。“只是比较而言，定窑瓷土好，高水平匠人多，生产水平高，是当时的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