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中的鹿港小镇

1984年的某一天，正在北京一所中学读高一的我从同学那里搞到一盘录音带，据同学说这是违禁品，好不容易才到了他手里。我迫不及待地按下播放键，录音机里传来了很响的沙沙声，显然这盘磁带已经不知被翻录过多少回了。噪声过后，一个尖利的音符从喇叭里冲了出来，虽然那时的我根本分辨不出这是哪种乐器在演奏，但声音中蕴含的力量却像一把刀子直插心脏。简短的前奏过后，录音机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

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

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我当时并不知道鹿港小镇在哪里，也不明白妈祖庙意味着什么，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思想对于刚刚才用上录音机的我来说有点超前了。但不知为什么，这首歌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愤怒的歌词，也从来没有意识到中文歌同样可以非常摇滚。后来我才知道我不是唯一被它打动的人，这首《鹿港小镇》不知唤醒了多少80年代大陆年轻人的心，这盘名为《之乎者也》的磁带不知让多少热爱音乐的叛逆青年走上了摇滚的道路。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知道那个声音来自罗大佑，但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直到多年之后，我才从一张同样模糊的复印纸上看到了那个戴着墨镜，留着披肩长发的冷峻面庞。2018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我终于在台北复兴南路的一幢外表极为普通的公寓楼外见到了这张陌生而又熟悉的脸。如果不是资料里确凿无误地表明罗大佑生于1954年，我肯定不会相信这张脸的主人已经64岁了。

“你来得正是时候，可以了解一下台湾目前的竞选，台湾社会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罗大佑一边说一边带着我走进他的工作室，然后迅速把鞋子脱了，光着脚盘腿坐进沙发里。他个子不高，身材保持得极好，肚子上一点赘肉都没有，脸上的皮肤光滑细腻，几乎看不到皱纹，说他40岁都有人信。

就在助理为我们准备咖啡的时候，罗大佑继续大谈两岸政治，慷慨激昂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我趁此机会仔细观察着眼前这个人，和那张我熟悉的唱片封面照相比，虽然一头披肩长发被剪成了板寸，一袭黑衣换成了蓝绿色的居家型绒线夹克，遮住大半张脸的墨镜也被一副标志性的彩色眼镜代替，但罗大佑骨子里依然还是当年那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

“我从前是个比较孤僻的人，后来媒体采访多了才变得比较和善一点。”说这话的时候他终于笑了，眼角额头现出了几道很深的皱纹。

咖啡来了。我努力地把话题转移到40年前，请他回忆一下刚开始做音乐时的峥嵘岁月。原来，当年那个性格孤僻的罗大佑，并不是《鹿港小镇》里那个“当年离家的年轻人”。事实上，他在写那首歌之前根本没有去过鹿港，他的父亲也不是开杂货店的，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他家的经济状况非常好，他本人也一直是个好学生，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这让他顺利地考上了台中的一所医学院，准备毕业后子承父业，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

既然如此，是什么原因促使罗大佑放弃医生职业，玩起了摇滚乐，并写出如此愤怒的诗句呢？“应该是受当时台湾的社会氛围影响吧。”罗大佑对我说，“当年台湾到处都在卖进口唱片，我听了特别多的美国摇滚乐和爵士乐，我玩摇滚乐应该就是受了这些唱片的影响。在歌词方面，那时候台湾出了一批很好的诗人，我非常喜欢读余光中、洛夫和杨牧等人写的新诗，在思考方式和开拓思维空间等方面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关于这段历史，有个人比罗大佑更有发言权，他就是著名的滚石唱片公司董事长段钟沂，罗大佑的大部分唱片都是在滚石出的。我这次专程去位于台北光复南路290巷的滚石唱片总部拜访了这位台湾流行音乐的传奇人物，也请他回忆了一下当年台湾的情况。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仍然和美国保持着联系，美军司令部始终驻扎在台湾，越战期间台湾更是变成了美军的中转站。”段钟沂回忆说，“记得当年台北中山北路上全是卖美国旧书和过期杂志的摊点，我就是在那里买到了那本对我影响很大的小说《麦田守望者》。美国人还办了一个广播电台，天天放美国的流行音乐，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这一代台湾人就是喝着美国的奶水长大的，叫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美国味儿的。”

段钟沂生于1948年，是标准的“战后一代”。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旧的国际秩序，一大批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融入了国际社会，像段钟沂这样来自第三世界的年轻人终于有机会接触到了全新的文化理念，和信息相对封闭的父辈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当时的台湾当局非常保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反攻大陆’，但对美国的流行文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段钟沂说，“这就相当于在台湾开了一个天窗，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看到天空。他们不知道其实这玩意儿力量更大，为台湾社会后来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

不过，改变并没有很快到来。为了给驻扎在台湾的美国大兵提供娱乐服务，50年代的台湾出现了一大批电声乐团，在高级俱乐部里为客人翻唱美国流行歌曲，内容多半是通俗的爱情小调，没什么内涵。今天的歌迷也许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表达深刻内容的流行歌曲。但是，这种歌曲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早年的流行歌曲纯粹是为了娱乐，在今天听来都是“靡靡之音”，唱片公司并不认为把高雅的现代诗歌谱成曲唱出来会有人买，美国同样如此。

这种状况直到60年代才发生了改变，鲍勃·迪伦（Bob Dylan）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问题在于，那个年代的美国正经历着“冷战”“越战”和民权运动，社会气氛动荡不安，很多人有话要说，迪伦只不过把大家憋在心里的话写成歌曲并唱了出来而已，大众接受起来相对要容易得多。但在当年的台湾，起码表面上并没有那么多社会矛盾，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所以台湾乐手们依然唱着不痛不痒的口水歌，只不过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木吉他而已，因为美国乐坛刚刚经历过一次民歌复兴运动，台湾歌手依样画葫芦，也跟在美国同行的后面唱起了美国民谣。

真正的变革要等到1976年才到来，一位只比段钟沂小一岁的民谣歌手李双泽在参加一场“西洋民谣演唱会”时把一瓶可口可乐摔到地上，呼吁大家“唱自己的歌”，从此开启了台湾的新民歌运动，这就是后来传到大陆的校园民谣。罗大佑早年的创作深受这场运动的影响，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童年》就是典型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是罗大佑在1976年写成的，那时他正在读大学三年级，正好是回忆童年的年纪。另一首校园民谣风格的《光阴的故事》则是他大学毕业那年写的，因为台湾的医学院要上7年，所以那时的他已经26岁了，也正好是回忆青春的时刻。

“创作者必须遵从自己的内心，这是一定的。”罗大佑回忆说，“不过，我有时会主动寻求一种不是自己现状的情境，这是一种创作的技巧。”

这两首歌流行度非常高，但罗大佑最具革命性的歌曲还得说是创作于1980年的《鹿港小镇》。这首歌是概念先行的，相当于命题作文。音乐风格终于摆脱了民谣的束缚，变得非常摇滚。歌词更是充满了批判精神，愤怒的情绪溢于言表。

“1979年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年台湾当局和美国‘断交’，台湾社会从上到下都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家普遍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台湾将去向何处。”罗大佑回忆说，“紧接着又发生了美丽岛事件，弄得大家都不敢讲话了。我因为是学医的，不是音乐圈里的人，经济上比较没有压力，所以也比较没有顾忌，这才写出了《鹿港小镇》。”

1980年，罗大佑从医学院毕业。虽然因为大学期间玩音乐耽误了学业，导致学习成绩掉到了班里的中下游水平，但仍然足以让他考到了医师执照，正式成为一名医生。但罗大佑骨子里是个叛逆青年，他感觉自己有话要说，便从父亲那里借来一笔钱，自费录制了一张唱片。几乎与此同时，段钟沂和弟弟段钟潭联手另外几位朋友成立了滚石有声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进军唱片业。段钟沂听到了别人翻唱的《童年》，非常喜欢，便托人找到罗大佑，说服他把这张唱片交给滚石来出。

滚石唱片当年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独立厂牌，罗大佑也是个没什么名气的乐坛新人，这次签约纯粹是因为双方在音乐理念上的相投。段钟沂当年也像罗大佑一样留着一头披肩长发，也喜欢听来自美国60年代的摇滚乐，两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美国摇滚乐的核心并不是民权和反战，这只是表面现象。美国的问题是道德问题，这才是摇滚乐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段钟沂对我说，“台湾虽然没有民权和反战的问题，但台湾同样有道德问题，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想要打破的是伪善的传统道德观，这个诉求和美国摇滚乐是一样的。”

虽然理念相投，但这次合作在经济上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次冒险。段钟沂告诉我，当时曾经有位业内人士打赌说这张唱片最多也就能卖2000张，结果仅在台湾地区就卖了20万张，盗版更是不计其数，这次冒险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