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羚羊保护20年：恢复性增长

开车在青藏高原行驶，时常能和藏羚羊相遇。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的吴晓民研究员今年9月份4次从色林错旁经过，也就是“越野车追赶藏羚羊”事件发生的一带。他看到离开公路不远处，早晚都会有三五十只成群的藏羚羊聚集。“这样的现象过去很难看到。它说明藏羚羊的数量增多了，而且因为人类停止伤害，它们也不再惧怕人类。”吴晓民告诉本刊。

“野生动物的初始逃逸距离”是一种古典的观察视角。生物学家由此入手，就能做出当地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推测。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特有物种。雄性成年藏羚羊尤其漂亮，标志是长达50多厘米的黑色双角。最早对藏羚羊进行系统记录和研究的美国人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博士描绘过他在1985年10月与藏羚羊的第一次相遇：“它们的毛色在交配季节里变成了黑白相间，一对纤长的角从头顶近乎笔直地伸出去，看上去威风凛凛。我仿佛置身梦境，恍若看到了独角兽、手持长矛的藏族骑士，还有塞伦盖蒂平原的羚羊出现在隆冬大地。这是一个任由想象力驰骋的地方。”不论在哪里做研究，夏勒博士倾向选择一种“美丽、有趣且急需保护的动物，作为自己的图腾和心之所依”，由此便开始对藏羚羊长达20多年的追踪观察。

在当时，影响藏羚羊种群数量的最大问题是盗猎。夏勒发现，当地人除了捕藏羚羊吃肉外，还会将藏羚羊皮单独进行交易。经过多方信息搜集，西方奢侈品市场上的“沙图什”（shahtoosh，发音来自波斯语，意为羊绒之王）被与藏羚羊皮联系在了一起。藏羚羊有一身细密柔软的毛，纤维直径仅10～12微米（开司米羊绒为12～21微米）。这些羊毛从西藏流传到达拉克和尼泊尔等地，中间商将它送给克什米尔的织工，只有他们有能力将它加工成“指环披肩”——它精细得可以从一枚指环中穿过。

在夏勒1993年前后向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展示藏羚羊盗猎背后的贸易链条前，沙图什的购买者错误地认为它由来自北山羊褪下的绒毛编织而成，每年会有勤劳的牧羊人将羊毛收集起来。事实的真相是，编织一块沙图什披肩大约需要3只藏羚羊的羊绒，唯一获得的方式就是杀死它们。夏勒粗略推断，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20万到30万只藏羚羊因此死亡。在沙图什交易最为猖獗的90年代中期，夏勒估计幸存藏羚羊的数量或许不足7.5万只，这一古老的物种处于灭绝的边缘。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后，国务院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藏羚羊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明确了藏羚羊的贸易链条后，从打击盗猎到严查走私便能有的放矢。在藏羚羊重要分布区，中国政府划建了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了打击盗猎的保护管理机构和执法队伍，定期巡山并对藏羚羊种群活动实时监测。与盗猎分子作斗争最广为人知的一位勇士是杰桑·索南达杰，他在1992年建立了进行可可西里生态保育工作的西部工作委员会，并组织了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命名为“野牦牛队”。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获一批盗猎分子后遭遇袭击，战斗到最后英勇牺牲。之后陆川执导的电影《可可西里》便是以索南达杰为原型创作的。

另外对藏羚羊的保护则来自消费市场的抵制。90年代末，随着一些纽约社会名流卷入沙图什的交易，《华尔街日报》《时代》《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发表了相关文章，《名利场》这样的时尚杂志也劝诫消费者不要购买沙图什披肩。执法机构在各国突击检查高级精品店、豪华饭店里的交易商以及富人造访的其他场所。此时全世界允许合法销售沙图什的地方只剩下瑞士和克什米尔。1998年，瑞士终于加入了旨在管制相关交易的《濒危野生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而克什米尔当局仍旧顽固，甚至坚称，中国政府强烈谴责沙图什非法贸易交易对藏羚羊的威胁是为了打击克什米尔羊绒业的市场。一直到2002年，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才颁布禁令，终止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合法销售沙图什的市场。

2004年，电影《可可西里》在国内上映；2005年，藏羚羊形象“迎迎”成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其中之一。这些事件都让整个社会对藏羚羊的境况倍加关注。中国第一个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绿色江河促进会”的发起人杨欣告诉本刊，也就是在这个舆论声音最高的时候，他们把“索南达杰保护站”移交给了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1997年，杨欣就是受到索南达杰精神的感召而组织起志愿者，为藏羚羊及其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建立一个永久的阵地。“绿色江河”还组织过“藏羚羊红绿灯”的活动，在藏羚羊迁徙通过公路时进行交通疏导。“藏羚羊是个很成功的保护案例，从供给端到需求端，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都做出了最大努力。这些得到了公众的认同，反过来公众的监督又将保护推向新的高度。”2004年开始，杨欣的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当时并不被人所关注的一些领域，像是雪豹保护、气候变化下的冰川消融，以及长江源头地区的垃圾处理。

2015年，中国环境保护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评估报告，将藏羚羊从受威胁物种名单中剔除。201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也以此为主要依据，在最新版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藏羚羊的濒危程度由“濒危”降为“近危”。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IUCN领导制定的一份衡量全球物种生存和受威胁状况的清单，将物种的濒危级别根据濒危程度划分为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和无危等七级。其中“极危”“濒危”和“易危”又统称为“受威胁”。

吴晓民告诉本刊，整个青藏高原藏羚羊的数量大概在30万只左右，“羌塘保护区大约20万只，青海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约6～7万只，新疆阿尔金2～3万只左右”。作为一种有蹄类食草动物，藏羚羊的繁殖能力较强，母羊在第三年就可以怀孕生小羊，种群的恢复能力也较快。

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恢复性增长？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西部项目的主任梁旭昶向本刊解释，要想实施针对藏羚羊数量的严谨科学统计，难度很大。目前主要有两种替代方法，一种是在藏羚羊的产仔地或者交配地进行计数，因为这两个时间藏羚羊会比较集中；另一种是样线法，先将不同的栖息地按照地理或者植被类型分类，每种类型的栖息地选择若干条线路通过，记下所看到的藏羚羊的数目，算出密度再乘以面积。就科学性而言，两者都有较大缺陷。 “不过，虽然藏羚羊的数量统计会有偏差，但这种增长已经是专家的普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