猕猴桃的故事

如果不是当天凌晨赶赴银川机场的路上的意外，53岁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将很快回到西藏继续收集种子，而之前他已经在新疆待了20天。作为一个致力于青藏高原野生种质收集的学者，他的常规生活就是不断辗转在路上。这和他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的身份多少有些不符，因为后者通常是实验室超人，也是科研成果的宠儿，但钟扬不满足于这些。

他本是中科大79届少年班的学生，学习无线电工程，后来在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取得生物科学博士学位，他在这个学科中的建模和计算能力多少得益于本科专业。你能在图书馆里搜到他90年代主笔过的著作，《分支分类的理论与方法》和《数量分类的方法与程序》，看似和他后来的兴趣并无关联。数量分类学在90年代的生物界风光过一时，这是用相当于计算与0和1的程序语言来描述植物的特性，为植物量身定做各自的矩阵，让计算机来跑，以证明种群遗传关系。但它的弊病是不可重复性，因为你无法完全把靠主观判断的“果实较大”“果实较小”扔进0或1的范畴。

“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颗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在很多科普现场中重复的箴言。他经常举一个例子，1984年，他被分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所里的一个重头研究对象是猕猴桃，它是1904年由英国的传教士和那些专门来寻奇花异草的外国“植物猎人”在宜昌农村意外发现的，这种没有人吃的东西被英国人剪了20根枝条带了回去。

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植物猎人”在猕猴桃枝条上破天荒发现了雌雄异株的可能性（大多数植物是雌雄同株），并得天眷顾地在新西兰用三根枝条杂交成了今天占据全球的Kiwi Fruit，而宜昌农村的那些结着神秘奇果的树虽然是猕猴桃的母体，却失去了宣示主权的先机。尽管中国也能培育风味不错的猕猴桃，但世界只认新西兰Kiwi Fruit为其宗。猕猴桃在新西兰取得成功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植物基因，这个被带去的植物成了广义上的“种子”，就可被视作植物种质资源的一种。

这到底是“偷”还是“引进”？很难说。在100年前主权和国土双双旁落的时期，英联邦植物学家在中国的边远农村以及南亚的热带雨林与他们见所未见的珍奇物种初次会面，就顺便带了回去，他们毕竟反复筛选出了猕猴桃最优良的品种，并巧妙地将其英文名Chinese gooseberry改成了Kiwifruit。钟扬曾说，这种例子如果再在当代中国发生，那将是这一代生物学家痛心疾首的事情。

遗传学与植物

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钟扬是辗转在三套体系下的重要学者：生态与进化生物系、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这些都是一套人马三块牌子。如今的系主任卢宝荣回忆，他和钟扬相识时正好是复旦在生命遗传科学领域日臻成熟壮大的时期。2000年，院里的元老级人物陈家宽把卢宝荣、钟扬和李博共同引进，四个人在复旦的校园里西装笔挺地拍了一张意气风发的合照，自称“江南四才子”。当时的卢宝荣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继续追逐着一场亚洲水稻的绿色革命；李博在日本做博士后并正要前往美国；钟扬正任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副所长，是个副局级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