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欧洲刚经历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列强竞起，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亦非昔日可比，而缺少国际视野的大清君臣仍以蛮夷视之。

嘉庆帝素以“守成”为口号，本事没老爹的一半，而在对外交往中的牛气远过之。对于俄国高级别使团的到来，颙琰本来没什么反感，还表示过尽量让他们能参加自己的万寿庆典。对于俄罗斯这个日益强大的邻居，颙琰似乎仍作为外藩看待，允许俄使跟随前来贺寿的藩国使节一起跪拜，高呼万岁，已经是莫大恩典了。是以在给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的谕旨中，特别强调了“态度”问题，若是俄方回函不够恭谨，不遵照要求压缩人员，则予以拒绝；同时表示朝廷并未发出邀请，如果他们自己中途止步，“实乃最佳之举”。

俄国使团在当年9月行至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次克，开始与库伦密集沟通各种细节。蕴端多尔济出身喀尔喀蒙古勋贵，与俄罗斯为世仇，且自幼在上书房读书，熟知颙琰的性情与心思，以故对俄使此行并不热心。先是拒绝教士团随行；接着提出驿站马匹车辆不足，要俄方自行筹办；然后说使团人员太多，要求其压缩至几十人；又要俄方预先提交国书文本和礼物清单，弄清楚对嘉庆帝和亚历山大一世尊号的写法……戈洛夫金与蕴端多尔济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外交角力，而争执的焦点根本不是通航、划界、广州贸易等大事上，那些毋庸蕴大臣置喙，而是关于使团人数、礼品清单等。戈洛夫金被迫裁员，提交了一个159人的名单。老蕴审查后指出护送礼品的人和士兵、随员都不必要，要求减至70人。戈氏派出一秘巴伊科夫赶往库伦解释，带去的名单又作了减少，并举雍正朝萨瓦使团120人之例，强调戈洛夫金的地位比老萨高得多，使气氛有所缓和。巴伊科夫也对礼品清单之事作了说明，理由还是大镜子易碎，由是也得知镜子竟至“长数十英尺宽五六英尺”，且有15面之多。蕴王爷被说服了，在向皇上奏报时加以美言，此前虽有谕旨要求俄国使团不得超过40人，见奏也不再坚持。就这样，戈洛夫金总算踏上了中国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