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如果考察“一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从哪个时间点开始？原因是什么？

常旭：历史分期往往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特别是考察历史上的经济问题。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他将历史分成短、中、长三种时段，它们分别受到快、中、慢三类变量的影响。必须将三种时段和三类变量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对经济史的考察，应该更侧重中、长期和中、慢变量，注重经济发展的连续性。

具体到“一战”对中国经济影响，我们应该主要关注“一战”对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产业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社会经济整体等的发展趋势所产生的影响。

从产业资本发展趋势来看，可以看外国资本的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阶段，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经不只是商品输出，而是日益重视资本输出，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攫取了在中国“合法”开矿设厂的权利，外国资本在华迅速扩张。据相关估计，1894年，各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为1.19亿美元，而1914年为16.72亿美元（战争赔款未计入），分布在金融、贸易、运输、工矿、房地产、外国贷款等领域。

又如民族资本。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已经在近代工业和航运业中产生，但发展十分缓慢；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晚清政府、北洋政府的振兴商务、鼓励实业的政策推行，以及民间“设厂自救”、抵货运动、收回利权等运动如火如荼，民族资本工矿业、轮船铁路业都有初步的发展。特别是工矿业，据估计，1895～1913年期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达到年增长率15%，这个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一战”期间及其后的1914～1921年，后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

因此，我们考察“一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起码要追溯到甲午战后的1895年，将它置于1895年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国际的中长期因素中进行考察。

三联生活周刊：“一战”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

常旭：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对外贸易模式已基本形成。当时，茶和丝是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出口价格就已脱离国内市场，而受到国际市场的控制。在具体交易上，茶和丝的价格是由上海洋行根据伦敦电报行情，或向伦敦进口商询价，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在上海“开盘”，即开出洋行收购价。中国的茶栈、丝行则根据洋行开价，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向产区报价。产区的各层级商人，又根据这个收购价，层层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向农民收购。所以虽然交易发生在中国，但价格却完全依国际市场而定。

1895～1914年间，这一特征又有所发展。从商品量看，贸易额迅速增长，其中进口增长很快，而出口增长缓慢，贸易逆差逐年扩大。从商品结构看，基本是进口消费品和出口农业原料、农业加工品的模式。面纱和棉布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而棉花是净出口。中外贸易的买办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式金融、信用事业的发展，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日益增多，一些洋行开始裁撤买办，而采取高级职员制和经销制这两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