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陆建德 采访、整理/孙若茜

90年代初，学界有过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几位上海学者座谈的形式，发言被整理成文字在杂志上发表，专门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到了1993年、1994年，整个读书界都被这个话题吸引了，参加讨论的人数之多让人惊讶，其中很多是学界非常优秀的人物。我不很习惯标语口号式的讨论，因为实际意义不大。当时看到“人文精神”变成行话，心里好不以为然，但是我没去《读书》发声，担心我用嘲笑的口吻来说这么一个崇高的话题，好像不大礼貌。

只有个别人公开提出了批评意见，其中，王蒙的观点特别锐利。他说，你现在说什么精神失落了，就好像以前我们是有的。史学家朱维铮还发问：究竟什么是人文？什么是精神？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两位前辈学者批评、质疑的声音属于少数，更多的人还是接受了“人文精神”这个标语口号。

热潮过去两三年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文精神”？——批评的贫困》。我毫不客气地说，“人文精神”这种概念亮晃晃的，实际上指涉不明，是水面上的油污，还不如去掉。我不想与呼唤“人文精神”的朋友发生正面冲撞，把它发表在了一个不太有名的以书代刊的杂志上，后来收到了文集《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里。

这个话题留下来的思考其实是特别多的。在我国，人们容易被所谓的热门话题牵扯，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缺少鉴别力，还欠成熟？我在英国读英国文学，感受特别深的是，比较空泛的言论在英国不会有市场。为什么呢？报刊往往对具体问题展开充分透彻的讨论，普通的读者群体就养成了一种很好的鉴别力和感受力，脱空的、极端的言论没有人听，有关宏大问题的讨论自然而然也会被敬而远之。一个国家拥有一大批成熟的读者，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公共领域就具体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真是太重要了，是公共社会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

我在想，呼唤“人文精神”是不是当时的市场化引起的焦虑？任何社会都有悖论，我们的社会尤其如此。那些年，过去地位较高的人文学科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一步步加深，变得有些边缘化了，而经济、管理、MBA变得吃香。于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好像有点失落和焦虑。文化界、出版界、学界出现的一些情况（比如知识分子“下海”、出版社追求经济利益、学生报考不积极等等）让他们感觉不太舒服，但又无法很明确地说出来那是什么，于是指认“人文精神”的失落来为之负责。

也有学者提出“拒绝投降”这样的口号，我是完全理解的，有骨气当然是好的，不过也要防止扮演英雄角色。我比较喜欢钱锺书那种看世界有点幽默的态度，人要对自己开玩笑，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他特别看重的是人和人交往中非常细小的东西，能默会于心就好。

艺术家、小说家要对细小的东西非常敏感，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细腻感人。从事批评的人也是这样。细枝末节能够起到最有效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一个社会存在着相对比较共同的细腻感觉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相对坚实的基础。也因此，对宏大问题的讨论一定要警觉。

1996年是蛮有趣的一个年份，“人文精神”的讨论告一段落，有一本书出版，叫《人文精神寻思录》。寻思，就不免有点很沉重的样子。那一年，我在三联书店出了第一本书，叫《麻雀啁啾》。董秀玉先生当时好心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换个书名，好像不太符合我们传统的审美。我以为麻雀这小鸟长得不漂亮，还唧唧喳喳让人有点心烦，它们胸无大志，没有想到去救世界，但是有什么不好呢？我国很多传统文人喜欢把自己比为鹏鸟，自励的同时也在自美，他们往往不愿意做社会普通成员该做的事。我们总喜欢说鸿鹄之志，为什么北大校长要鼓励大学生做鸿鹄？激发年轻人的兴趣和爱好，不是更重要吗？我特别想为燕雀平反，我觉得一个社会中很多人乐于做燕雀，这个社会才会比较平安。

我是1991年年初正式到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室上班的，那时候我对同事说了一句中国语境下的怪话：我不是知识分子。近日黄梅告诉我，她还记得此事。这句话其实有一个蛮复杂的英国背景，“知识分子”这个词背后暗含着从抽象的理念出发看事情，有一点不切实际的、一种比较左派的生活态度，比较喜欢思辨，比较把自己当回事。不过人总是会变的，我还是很欣赏萨义德的《论知识分子》。

我可能会受到经验主义的影响，比较看重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实践的智慧”这个词，中文翻译过来叫“明智”，它不是建立在一个理论的前提下，而是在无数细小的具体事例上积累而成的。这种智慧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来自无数阅读和待人接物的经验。90年代中期，我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相关的文章。这跟我不太喜欢“人文精神”的讨论也是有关系的。有时候，理念会引领我们，但我更希望看到具体的、切实的文字，它们的含义如此生动、丰富，无法归结为一个理念。我理论思辨的能力也差一些，喜欢从细节上做文章，尽管做得不如人意。我相信，真正好的批评都是从细节入手的，理论大师的论著也是这样，福柯、德里达莫不如此。大的话题，不宜莽撞进入，不然往往是不知所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