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韩少功 采访、整理/孙若茜

我1988年初去了海南，结束专业作家的身份。那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很少写作，但有关经历对后来的写作可能不无影响。

当时交通十分紧张。我选择大年初一动身，是火车上乘客最少的日子。全家三口带上了行李和来自海南的商调函。原单位曾挽留我，一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专程追过海峡。我让他看我家的行李，说我家房子转让了，家具也卖了，还回得去吗？他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叹了口气，放我一马。

海南当时处于建省前夕，即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市场经济先行区。这让我们这些满脑子市场经济的人兴奋不已。当时的拟任省长还公开宣布，全面放开民营出版，给人更多的想象。我就是冲着这种想象去的。

不过，市场经济这东西是有牙齿的，可以六亲不认的，远不是大都市那些知识沙龙里的高谈阔论，不是我们这种小文青的诗和远方。一到海南，我就发现那里的“单位”已变味，与内地很不一样，既不管住房，也不发煤气罐，让你办刊物什么的，就一个光溜溜的执照，一分钱也没有，连工资都得靠你们去“自我滚动”。几乎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自家的全部积蓄，5000元存款，哗啦啦消失了一大半。用自己的积蓄给自己发工资，摸摸脑袋，定了个每月两百，感觉也很怪。

起步时，我们只能给发行商打工。根据谈下来的合同，我们每编一期杂志，只得到2万元，开支稿费、工资、房租后就所剩无几。因为人家有资本，有市场经验和营销网络，我们就只能接受这种傍大款的身份。到后来，大款也傍不成了，因为人家要干预编辑，就像后来某些投资商干预拍电影一样，直接要你下哪个角色，加哪个角色，张艺谋也顶不住。我们不干，但谈来谈去，总是谈不拢，我和同事只好收拾满桌的稿件，塞进挎包，扬长而去。那天我们携带一包稿子茫然地走在大街上，吃几碗汤面充饥，还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活下去，是否得灰溜溜地滚回老单位乞求收留。

这大概就是全国最早的一批“文化产业”试水。既不能走“拳头加枕头”的低俗路线，又要破除旧式“大锅饭”和“铁饭碗”。没有市场在等你。市场差不多只是有待创造的未知。为了活下去，我们这些书生只能放下架子，向商人学习，向工人、农民、官员等一切行动者学习。为了自办发行，我们派人去书商那里跟班瞟学，甚至到火车站货场，找到那些待运的书刊货包，一五一十地抄录人家的收货地址，好建立自己的客户关系。编辑们还曾被派到街上，一人守一个书摊，掐着手表计数，看哪些书刊卖得快，看顾客的目光停留在什么地方最多，看一本杂志在众多书刊密集排列时“能见区块”在哪里……这些细节都透出了市场的心跳和呼吸。正是通过这种学习，我们后来才逐步脱困，一本严肃的综合类文化杂志，终于扛住了“拳头加枕头”的潮流，最好时能发行120万册。这个数字说给外国同行听，总要吓得他们两眼圆瞪。受制于当时落后的印刷技术，我们每期杂志甚至要找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才能满足市场需要。那时钞票最大面额是10元，当有些客户用蛇皮袋提着现钞来订货，杂志社所有人都得停下手头工作，一起来数钞票。

一位出纳员去海口市某区税务分局交税，回头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税务局说从未听过这种税，账上没这个科目，要她把钱拿回来。我在电话里一时同她说不清楚，就说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哭着喊着也要把税交进去再说。那一次我们交了20多万元。

我们办的一张周报，也成了赢利大户。一个函授学院，本来也是想赢利的，最后被活活地做成了公益事业。学院按30%的大比例奖励优秀学员，几乎是只要认真做了作业的，就获得奖学金1000元，登上《中国青年报》的表扬公告——而他们交的学费只有两百。

有些压力和摩擦则来自政府部门那一头。还有一次，在另一个城市，某税务局要我们的周报交税七八万，把我们的财务人员也唬住了。我几乎一夜没睡，一条条仔细研究税法，最后据理力争，硬是把重复交的税给抠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