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陈平原 采访、整理/刘周岩

1985年6月的一个周日，我和夏晓虹在北京大学19楼结婚。“夏家”在二楼，直对着楼梯，房间有将近20平方米，算比较大了。那是两人合住的年轻教师宿舍，周末趁她同屋回家，我们把两张书桌拼在一起，成了宴客的场所。宾客加上我们俩，总共9人。黄子平的夫人张玫珊像变戏法一样，从袋子里掏出各种吃的，大家欢欣鼓舞。都是熟人，吃喝不要紧，主要是聊聊天。那时我和钱理群、黄子平正在捣鼓“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议题，结果“婚宴”几乎变成了学术研讨会。

1984年我从南方跑来北大念博士，认识了夏老师。当时我是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博士生，同是“77级”大学生的夏老师从北大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我们1985年年初开始恋爱，6月就结婚，那个时候都很单纯，觉得好像可以了，看对了，就结婚，根本不考虑经济问题。日后她还笑我当时是“负资产”，因为我买自行车找黄子平借了钱。她学近代文学，我学现代文学，曾一起在1985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文章，那是钱理群约的稿，他说：“我们不是要打通近现代文学吗？就先从你们家里开始吧！”

博士入学，正式拜在王瑶先生门下，当初向王先生推荐我的“钱老师”钱理群，便成了我的师兄，他让我改口称“老钱”。钱夫人还没来北京，他的房间成了“单身宿舍”，也就成了我们聊天的主要场所。当时大家住的都是筒子楼，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只有一个一个的房间，像学生宿舍一样，一层楼中间有一个厕所，还有水房，老师们就在门口弄一个煤油炉做饭，一人做饭，满楼飘香。

老钱家是“永远的煮面条”，我们宁愿去食堂打饭，一打完饭，就到老钱那里去聊天。那是一个无拘无束、随时可以聚在一起聊天的时代，不像今天，见面还要预约。随时随地侃大山，也特别体现80年代北京知识界的特色。就在像集体生活一样的氛围里，我们共同酝酿做一些事情，聊出了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

以往文学史的分期是近代文学（晚清）、现代文学（民国）、当代文学（新中国），但我们想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我们定义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由19世纪末开始的，到提出这个概念的80年代时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我们总结它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的灵魂”，基调美感是“悲凉”，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的是艺术思维的现代化。历史分期从来是历史哲学的重要范畴，但这个概念蕴含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分期问题，引起的理论方面的兴趣同样诱人。

1985年5月，在万寿寺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是我代表三人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做了专题发言。其实这命题最早是老钱提出来的，就专业知识而言，他远比子平和我丰富。那时我还是个博士生，老钱已经是副教授，比我大15岁，之所以推举我做代表，是因为这个机会对年轻人来说太重要了。老钱说，既然是创新座谈会，就应该让年轻人上阵。这是80年代特有的气象与风度——相信未来，相信年轻人，关键时刻，尽可能把年轻人往前推。其实，不仅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如此，同一时代，经济学、法学、电影、绘画、小说等，都是若干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酝酿一场场日后影响深远的变革。而在他们身后，往往有若干甘当人梯的伯乐。

论文还没发表，只是交稿了，我们到朝内大街166号的《读书》杂志编辑部去聊天。我们说起在会议上的发言，《读书》主编董秀玉一听，说好，专业论文给《文学评论》，你们再另外跟我们谈，《读书》要介入到当代的学术思潮里面来，不仅是谈书，还应该有思想、有学问。八字没一撇，我们的文章她根本看都没看，就让我们三个人继续给他们做。我们三人略一商议，提议用“对谈”的形式做一次文体实验。以聊天的形式来谈学术话题，起初还怕被斥为“没正经”，可话没说完，董秀玉已经拍手叫好，说这正是《读书》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