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孟京辉 采访、整理/驳静

我1992年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把自己投掷到社会。

但学校和社会，差别不大。90年代，大家都迷茫。我跟廖一梅和几个朋友到三里屯喝酒，她要一杯橘汁，我要一杯啤酒。该散场了，可大家都坐着，迟迟不动身，大眼瞪小眼。为什么？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结账，那时没有AA制，更没有钱，就这样互相看着。

这简单一次结账行为，我到现在都记得，因为那种不知所措的情状太叫人印象深刻。生活叫人不知所措，工作也是同样。当时我们理想非常灿烂，但无事可做。胡军、郭涛他们，就在学校溜嗓子，我就找他们排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这是我排的毕业大戏，还给自己起了个宣传口号，叫“超实验废墟摇滚话剧”，现在想来真是闹着玩儿。我清楚地记得，学校给我批了1000块钱，我花超了80块。我们买了颜料把四楼礼堂通刷一遍，刷成雪白，买了道具，还有100来块吃了饭——可能就是多吃了两顿饭给超的。

胡军扮演弗拉基米尔，每次演到结尾，他都要伸出一把雨伞，击碎窗玻璃，第二天再给安一块新的，道具钱就是这么花掉的。1989年12月31日就想演《等待戈多》，用它给80年代告别。但就在那天中午，我接到学校通知，说晚上演出别进行了，老师不支持，觉得“瞎胡混什么”。演出是没演，但就在中戏操场煤堆那块儿，胡军和郭涛他们还是穿着军大衣，把台词都给念了。

戏剧就这样瞎弄了一些，但又觉得自己做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怎么肯定？因为老师们都不喜欢。这帮老师一不喜欢，毫无疑问，我们就觉得特来劲。

1993年，我导的另一个戏《思凡》参加北京小剧场展演，在研讨会上遇见一个日本戏剧制作人，叫丹羽文夫，他问我，想不想去日本学习。我心说，日本有什么可学的。我只知道日本有个铃木忠志，还有什么？我不知道。过了几年，1997年，丹羽文夫又出现了，他说，日本有一个文化基金，可以资助我去日本，一天能给我差不多120美元补贴，可以连续资助我一年，还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奖学金”。

我一听，这可以。

到了东京，丹羽文夫甚至让我住他家里，好帮我省下住旅店的钱。他家有一条大狗，名字叫西巴，纯种斑点狗，大色块儿，眼神不太好。这条叫西巴的狗，后来我还梦到过。所以在日本的半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下午游泳，晚上看戏，看完戏得晚上10点，我再骑自行车，车把拴着西巴，带着它，在中野遛一圈。每天如此。有时候我遛完狗，丹羽文夫还在那忙，我俩就聊聊天，然后睡觉。一睡睡一整个上午，第二天起床，继续过这样的生活。除了在东京看戏，我们还去过一趟名古屋和大阪。

去也带着狗，丹羽文夫开车，狗坐副驾，我坐后排。丹羽文夫的夫人是大阪的教授，二人一起建起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剧院，叫Little Alice（小爱丽斯剧院），只有80个座，后来我的《思凡》和《我爱XXX》都去那演出过。

所以日本培育了我在戏剧上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它可以有这么小的剧场，它也可以是东方的，同时呢，它又接受强烈的现代观念。那个时期，我正在成长，我觉得自己没那么拘谨了，没那么狭窄了。现在想来，所幸没有把我扔到美国这样一个单调戏剧形态的土壤里，也不是去了强大戏剧传统的欧洲，而是日本这么一个跟自己有关，却又很丰沛的文化环境里。

我突然感觉到，戏剧它不能改变人的生活，但可以改变人的看法。日本之后，我一点点抛弃原来那种特别象牙塔的东西，因为它们跟“人”无关。如果戏剧能够跟更多的人发生交通往来，才重要。如果一直徘徊在学院派灌输给我的东西里边，我觉得特没出息。

话是这样说，但我还是躁动，想排戏。本来我可以待一年，但半年后我就回北京了。回来的时候，哥们儿已经是大款了。我在日本，一天基本只吃牛肉丼，一顿才花300日元。我集结了七八万元人民币我就回来了。哥们儿牛了，你们什么臭电视剧，破广告，跟我没关系了，哥们儿排戏了。

我排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达里奥·福（Dario Fo）是一个社会性的剧作家，他面对的是人的尊严和公平问题，这些问题很具体，跟具体的人产生巨大的关系。讨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只有放到更大的人群里去才不虚伪。所以这部戏我一开始就要做大剧场。制作人觉得没人看，我坚持说，小剧场坚决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