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刘香成 采访、整理/贾冬婷

1976年的秋天，通过香港到罗湖的那段木桥路，我重新踏上了内地的土地，开始了摄影记者的职业道路，也见证了那一个时代的流逝。

在我的脑海中，内地一直离我很近。我1951年出生在香港，4岁时被父母送回福州，因为他们觉得内地的教育更好。那所小学在福州军区的旁边，班里同学都是部队子弟，而我母亲出身于福州一个大家族，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我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当时全班人人都戴红领巾，就不给我戴红领巾，“全红一点黑”。小孩子都希望和大家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拼命地去除“四害”，去打苍蝇，去捡石头铺铁路，特别积极，但是我的“政治表现”一栏从来都是3分。结果我1960 年要回香港的时候，全校办了一个典礼，校长给我戴红领巾，欢送我回香港。我那天回到家挺兴奋的，但隐隐约约也有一丝困惑，这是我最早的一堂政治课。我后来对内地的好奇心是很明显的，或许就是童年在福州的这段经历，让我有了特别的眷恋也好，挫伤也好，种种复杂的情感一直将我拉了回去。

我从香港高中毕业后，去了纽约学国际关系，经常去图书馆阅读一切能找到的有关中国的东西。但在尼克松来华之前，中国的大门是关闭的，信息很有限。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摄影课。一方面，它关乎创造，关于视觉；另一方面，我有一种成为记者的冲动，想要追随我父亲的道路，他曾在《大公报》任职。我摄影的启蒙老师是《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他将我带进《生活》去做他的助手。《生活》聚集了当时美国最好的一批纪实摄影师，包括布列松1949年去中国，60年代、70年代马克·吕布又去，都是被《生活》派遣的。但和这些摄影师天天相处在一起，他们却从来不跟我谈相机、光圈、快门这些，我的老师基恩·米利也是如此。他将很多他喜欢的作品剪报贴在墙上，每天下班之前，他会切一块苹果，再倒一杯小小的威士忌，给我一份儿，然后就对着墙面开始聊，怎么用肢体语言来表述一个故事或一个情节。比摄影技巧更重要的是，基恩教会我怎么去阐释人类的体验，并将其富含生气地反映到二维影像上去。他让我坚信，一个人必须深刻关怀他的拍摄对象。

在“文革”的时候，我几次去广州探亲，当时人与人关系的肢体语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说去理发馆，理发师傅先叫我站起来，跟着他读毛语录，念完才给我剪头发。去饭店，整个广州只有两三家饭店，人们都要排很长的队，轮到你了，服务员把筷子“啪”地一下扔到你桌上，一堆人站在旁边等你吃完。

1976年，我在巴黎毕业实习结束，去拍摄葡萄牙的葡共竞选、西班牙的社会党候选人。之后在巴黎，计划拍摄法国的新总理雷蒙·巴尔（Ragmond Barre），但那天早上从酒店出来，就看到当地所有的报纸头版都是毛泽东的整幅照片，毛泽东去世了。我就给纽约打电话，说我要去中国。很幸运，《时代》（Time）杂志给了我一份拍摄毛泽东葬礼的委任状，这是当时美国新闻界最热的职位。

当时北京去不了，我滞留在广州，开始在珠江两岸拍摄沉浸在哀悼中的市民。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有一种很深的感觉，这些人虽然都戴着黑纱，但是我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到他们的肩膀，看到他们的步伐，和过去对任何事情都充满警惕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肩膀不是僵硬的，脚步不是匆匆忙忙的，脸上的表情也不算很伤心，而有一种不寻常的平静。这些肢体语言的变化，再加上之前尼克松、基辛格已经访华了，我就觉得可能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我意识到，毛泽东的去世，是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10亿中国人预料之中的震惊，他们花了远超过自己想象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们需要重新思考没有毛的未来。可以说，这个判断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到了恰当的地方：1979年1月1日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我在1978年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不久后又加入了美联社。后来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告诉我，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有关中国的照片65%是由我拍摄的。事实上，在1978到1980年间，我是北京唯一一个外籍新闻摄影师。从1978年驻北京到1983年离开这5年间，我开始有意识地去拍摄“毛以后的中国”，拍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