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智 采访、整理/王珊

1987年，我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那时，我们工作包分配，国家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我是学飞机制造出身的，临毕业时，我当时只知道自己要被分到航天部，但航天部在哪儿、我去了要干什么，这些我都不清楚。等我到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门口，我才知道我是被派来造火箭的。造飞机和造火箭从专业上来讲跨度并不大，但存在一些设计理念的区别。比如说，飞机要重复使用，所以要进行疲劳设计，以保证飞机多次飞行后依然是安全的，我的本科论文做的就是这个。但火箭不一样，火箭是一次性使用的，它考虑的是发射以后承受的冲击强度，要做强度方面的试验。

我刚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时，恰好赶上国家提出“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计划明确提出“中国在航天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载人航天方面仍是空白”，要将建设空间站作为航天技术领域的两个主题项目之一。既然要送人类上太空，就必须有天地往返运输系统。那个时候，使用航天飞机的思想还很流行，美国1981年就实现了航天飞机的首次载人飞行。论证的时候，老一辈的科学家也讨论了中国发展航天飞机的可能性，但考虑到投资强度和国内的技术基础，最终决定使用国内现有的长征二号E运载火箭适当改进后发射载人飞船，由此开启中国的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

“三步走”战略提出来后，我们院的任务就是在长征二号E运载火箭的基础上，研制长征二号F火箭。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既要在运载能力、入轨精度等性能指标上下功夫，更需要考虑可靠性和安全性指标。我被分配的任务是做火箭的逃逸系统。这个系统体现在长征二号F火箭上是一个类似于避雷针的构造，我们称之为“逃逸塔”，它位于飞船顶部，高８米，在火箭发射过程中万一发生危及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意外情况，它要确保航天员能够瞬间逃生、安全返回；在发射顺利时，它还必须按计划点火工作，脱离箭体，让飞船得以继续飞行。

在当时，我们只清楚一些基本原理，实际操作很难。国际上又很封闭，也获得不到什么帮助。我们也知道火箭炸了要逃，但哪些因素会导致火箭发生爆炸？万一发生爆炸，我们得反应多快才是安全的？我打个比方，如果火箭一秒钟内爆炸的辐射范围是一公里，但你一秒钟只跑了500米，那也是白跑。还有，爆炸会产生火、热、碎片，这三种的危害度有多大，在大气、真空、太空中又有哪些不同？这些，都是摆在面前必须挨个解决的问题。我们先是分析了世界范围内的火箭事故，总结了他们出问题的点，发现逃逸系统的发动机设备最容易出问题，接着是控制系统，这些都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模拟试验。我记得推进剂爆炸试验是在长沙一个山坳子进行的，我们做了一个几百公斤重的模拟装置，将它吊起来，等爆炸的时候它掉下来，弄破了两只箱子，用以模拟推进剂爆炸的威力。

所有的问题都是从摸不到头脑的阶段一个个捋清楚的。长征二号F系列火箭研制，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认识和补课的过程。2003年10月15日，我们发射了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的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安全地送入了轨道。那一次，杨利伟在天上待了23个小时就返回了地面。当时我们还没有从发射场返回北京，就听说了杨利伟在飞行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很不舒服的振动，他后来还在一本书里描述了这个振动：“当火箭飞行到三四十公里高度的时候，火箭和飞船发生了急剧的抖动，产生了共振，那种十分痛苦的感觉，让我的五脏六腑都快碎了，我心里感觉我不行了，我要撑不住了，振动26秒之后，这个振动慢慢减轻，如同一次重生。”

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传说中的POGO振动（纵向耦合振动）。从发射场回来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一起看了当时的飞行数据，发现这个振动只有8赫兹。随即，我们成立了一个研究组，试图寻找振动的来源。这个工作用了五年的时间：长征二号F火箭是从长征二号E借鉴过来的，由于当时试验条件不具备，这个火箭并没有进行纵向的振动试验，在长征二号F研制的时候，类似的试验也没有进行。这就是我们缺的课、欠的账，既然缺了，就要补上。2008年，翟志刚完成任务回来后，我问他：“你这次飞行感觉怎么样？”他说：“好！平稳！舒服！”5年时间就是为了把一个“不舒服”的“不”字去掉，变成“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