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是一个拐点。

因为，就在那一年，扛了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终于停了。

众所周知，中央“一号文件”有符号意义。在中国农村仍是人民公社体制，农民“大包干”是姓“社”还是姓“资”引起广泛质疑时，自1982年中央颁布第一个“一号文件”开始，连续三年推行“大包干”，粮食也连续三年大幅度增产。每个“一号文件”似乎都意味着中国改革会再进一步。但由于消费不可能同步增加，所以在1984年全国正式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当年，便出现“卖粮难”，农民减少种粮增加经济作物之后，第二年1985年粮食因之减产500多亿斤。于是有人说，农村改革的制度红利已经耗尽，改革看似陷入僵局。

那时，我被分配在9号院里的中央农研室，跟着杜润生学习做政策调研工作，处在制定政策的第一线。1986年最后的“一号文件”发出后，就有人提出创办农村改革试验区，分散决策风险。1987年一号文件停止当年，中央五号文件正式设立农村改革试验区，我随之调入试验区办公室，一做就是11年。

去试验区之前，我对农村的状况已有了相当的认识。1985年,“梯度理论”风行，我认为首先发展东部沿海的战略过于不公平，提出“π战略”与之相对，认为起码把长江和黄河也算上。为此来组织了一趟“黄河万里行”，一帮人骑着摩托从青藏高原出发，沿着黄河，由黄土高原下到华北大平原，再到山东入海口，四个月跑了八个省。老农家、废窑洞，甚至在空教室里拼桌子，能住的地方都住过了。走过中国地理的三级阶梯，人被大自然压抑得仿佛只剩下一个渺小沙粒的感觉，让我对农村的复杂性有所认知。

那时候9号院的，年轻人聚在一块儿，搞英语角、办读书会，每人都得讲自己读的书和调查研究体会，那是一种进步氛围。老一辈也手把手地教我们。我记得当年杜老经常主持调研汇报会议。有一次，讨论一个县搞的土地“两田制”问题，有位同事在山东调研回来汇报说：当地人像自留地一样分给每个人的那半亩口粮田不动，而是把超过生存保障的土地集中起来划方连片，与适度规模的养殖业结合用于农民竞争承包，搞家庭适度规模生产。杜老说：两田制纳入改革试验的意义表明了土地的多功能性。土地在我们国家不只是农业生产资料，还承载着农民的福利和农村基层的各类开支。这随口点出的几句话，就让人脑洞大开，后来在土地多功能论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三农问题”。

我们由农村试验区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三农理论说明简单地推行土地私有化、市场化，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而随着在试验区调研的深入，我们发现，对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动力，都要重新看待。比如，“大包干”如果仅仅是把土地分给农民，那就与历朝历代的“均田免赋”没有本质区别，那么，改革开放真正变化的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改革是适应开放而生的。它的起始点要再往前推，追溯到尼克松访华之前宣布部分解除对中国长达20多年的封锁禁运。因为美国人说要重新夺回中国。中国的新一轮对外开放从那时开始，从引进设备技术到接收西方转移的产业，依靠资源要素集中控制的制度红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过，引进外国设备相当于中国高举外债，而在集中的财政体制之下，外债转化为财政赤字。70年代初的领导人亲自制定的43亿美元引进西方设备的方案目的是调整国内工业结构，但立刻转化成1974年、1975年突破一百亿的财政赤字，国家就没有能力扩大再生产，就要再往农村输送城市不能就业的知识青年。1975～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运动由此而来，也为改革开放埋下伏笔。

工业化内在机制是资本和技术增密，引进外国技术也不能中断，到1979年时，财政赤字突破二百亿，占了整个财政收入的近五分之一。国家各方面都难以运转，几千万知青还要回城，多种矛盾叠加，最后不得不把所有的财政可放下的领域全部放掉。农村改革之所以一马当先，是有领导说让农民把地分了，自己包肚子，“大包干”的“包”字由此而来。家庭承包制在全国一推行，国家财政用于占总人口85%的农村的开支下降到占总开支3%都不到，全局性危机开始缓解。

但现在的人们讨论“大包干”，只是把目光集中在土地上，当年真正的创举却是，农村过去只允许在公社一级办五小工业的束缚随之消失，农民获得自主发展权，解放的劳动力形成了乡村工业崛起的主要力量。

我记得上中学时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市里的铸造车间学工，那是整个工厂最脏最累的地方。改革开放后乡村工业起步，乡下人给工厂送点农产品，就把烘炉、钢锭、铁块运到村里，开起了铸造厂。下一年再把清砂车间搬来，就成了一个有生产链条的铸造企业。劳动最密集的纺织业也如此，村里把各家各户把缝纫机集中，队干部弄点布、线，周末请城里企业的技术人员来辅导一下村民，一个服装厂就有了。城市里面最脏乱的、劳动最密集的企业，就此一步步搬到了乡下。

1980年代农村工业化陡然兴起，形成了两千多万家乡镇企业。又因为工业相对要向城镇集中，使得改革开放前的2800个小城镇，10年之后变成3万多个，平均每个县都有10个能够提供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建制镇。城乡差距因此迅速缩小，当年有句俗话，“搞导弹的，不如倒腾鸡蛋的”。

这是改革开放活力的源泉，其中的经验恰恰与简单的私有化相反。工业发展最好的农村，正是三级组织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那些维持集体经济的地区，可以统一调配村社自身拥有的山水田林湖草等全部资源。更重要的是，村民在大队的工厂从事第二产业不拿工资拿工分。工业劳动力增值收益产生的“肉”烂在一个锅里的效应，静悄悄地完成了地方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既没人有意见上访告状，也没有出现西方资本原始积累那种血腥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如果劳动力要素完全个体化后再进入工业，会迅速造成两极分化，老板就是老板，工人就是工人了。

但农村工业化的另一面问题是与城市工业的市场化竞争。城乡之间抢原材料、抢资金，利益集团的矛盾是对抗性的。那时原材料和资金都高度紧张，乡镇企业不用建厂房，连破产都不存在，经济不景气时，农民回家种地，货放在仓库里，经济恢复后再卖，企业运营成本极低。城里的企业根本竞争不过，相关的利益部门便有意见。而一个文件的出台，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谈判的结果，这是1987年中央一号文件停发的更深层原因。

随后的十年，“价格闯关”引爆双轨制下的政府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产生的寻租成本，以及在暂时的原材料和紧俏商品都短缺的情况下牟取暴利的市场化成本，导致1988年物价暴涨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对此采取经济紧缩，又造成企业连锁负债，随后是1989年大萧条，引发社会动荡，又招致美国带领西方的再度制裁。尔后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遂于1992年启动货币化，股市、期货市场、房市，三大投机性极强的市场随之开放，吸纳增发的货币。邓小平“南巡”与之同步，在大规模走私的带动下，沿海吸引到海外华人为主的外资，促进中国经济复苏。直至遇到1997年席卷东亚的金融危机、造成中国第一次生产过剩。

在1987～1997年那段以城市改革为主导的10年时间里，农村的农产品卖不出去，乡镇企业也被压住，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下降，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最重要的转变是，乡镇企业被要求“两头在外”，让出国内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而三来一补型的沿海地区连工业设备也大量由国外引进，导致内地工业解体——从采矿、冶金、成型、加工、工作母机，再到终端设备生产等，整个上游的产业链全都断掉了。由乡镇企业发展生发出的内需拉动型经济，短短10年就转为依靠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

我彼时在试验区是与地方业务结合的科研骨干，大部分试验区项目由我直接参与项目设计和监测设计，大家与各地农村干部群众一起努力做出不少成果，不过也一直默默无闻。后来因我对取缔农村股权通过资本市场交易的决定表达了不同意见，就“靠边站”了。这也正好给了我几年时间把试验区的经验研究做理论转化。后来把我调到国务院体改办下边的杂志社做主编期间，我根据多年调查发了许多内参，被当时的老前辈汪道涵注意到。他把我叫去上海深聊，得知“三农问题”的严峻，遂向江泽民建议召开“三农问题”座谈会，并举荐我直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