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维迎 采访、整理/黄子懿

1982年春天，我23岁，刚考上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生不久，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我们学校是东道主之一。导师何炼成那年只带了我一个学生，就让我参加了这个会议，承担一些秘书工作。

这是全国第一次举办数量经济学会议。数量经济学由西方传来，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来老批判数量经济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后来才改变看法。那时刚改革开放不久，学术界蠢蠢欲动，数量经济学用数学和定量关系阐释经济思想，回避了意识形态，因此很多研究现代经济学的人都自称是数量经济学学者，会议自然也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青年学者参加，包括杨小凯、田国强等。

整个会议分成若干个小组，我在理论组当会务秘书，在小组会议上做了个发言，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反响不错，代表小组作了大会发言，掀起不小的波澜。

参加此次会议的杨小凯和我成为学术上的知己。我后来又认识了包括宋国青在内的一些同代学者，开阔了眼界。

这年秋天，我就在学校组织了读书班，每周一次，系统自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材是从内部外文书店买来的，自己既当老师又当学生，这个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严格推导，搞明白了基本原理。到1983年，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已深深扎根在我脑海里。

很快，我出事儿了。1983年5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批判“向钱看”，我就写了篇反驳文章寄去发表，叫《为钱正名》。我写道，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没想到，文章发表后不久，全国掀起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大批判，学校和导师承受了很大压力，多次把我叫过去谈话。我违心道了歉，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其实在西安会议上，我的观点就引起了很多老学者的不满，说话也不够艺术、委婉，上次数量经济学会议理论组的一位知名学者为我做了很多调解工作。后来我到北京写硕士论文，每有想法就去找他。那时我住海淀，骑车40分钟到他家，一聊就聊到晚上十一二点。他工科出身，靠天资和智慧用数学方式推算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恰恰是后来我知道的微观经济学一些基本分析法。他当过火车司机，对价格很有研究，运输、煤炭价格都很懂，喜欢计算价格扭曲会带来多大的效益损失。那时他在铁道科学院当研究员，外界信息接触得多。世界银行的英文杂志上，有篇印度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用跨国数据系统论证了价格越扭曲、经济增长越慢。他让我译成中文，我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形成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些灵感。

那是1984年，农村改革已初见成效，改革重心开始转入城市。城市改革，关键在于价格。那时的城市，有些行业是全行业亏损，比如煤炭。原因是价格定得太低，而轻工业等制造业却赚钱很多，因为定价太高。价格扭曲造成产业结构失调和供需不平衡，随着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各种工业品黑市交易盛行，政府控制价格变得愈发困难——报纸上，国家隔段时间就会搞一次价格大检查，打击黑市交易，但越打越多。

阅读了当时很多文章和报道后，我感觉自己对价格改革有了与当时流行观点不同的想法，硕士论文就定在了这方面。到4月，我已形成基本思路，认为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只能是市场价格，而且得用“双轨制”完成由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过渡。花了两三天，我写了《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全文1万多字，那时没有打印机，我就用复印纸手写了两份，首先交给一位专家。其实我跟他的观点有点不一样，我不认为正确的价格是能计算出来的，但他看后很高兴，把文章交给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刊登在内部资料上。

那一年，北京有很多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在《经济日报》社等单位，他们想开一次中青年学者的经济改革研讨会。为什么是中青年？因为老一代人改革早期做了很多贡献，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论证改革的必要性，比如说咱们生产关系太先进、而生产力跟不上等等。但怎么改革？很多人说不出来，北京的年轻人就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