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俞敏洪  采访、整理/杨璐

我记得第一次托福考试是在1984年左右，我们班考出来最高分是550分，满分是673分，所以如果大家不是特别有准备的话，即使北大英语专业学到“大四”的学生，托福也考不出那么高的分，尤其还有听力部分，当时中国学生普遍听力水平比较差，因为没有设备去练习听力。我那次考试也就考了500分左右。

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的，其实还没开始真正的出国。从公派出国，到转向个人自费都是从1985年之后开始的。1988年左右，我的两个好朋友徐小平和王强都出国了。他们不是像现在的学生出去读研究生、博士生，为了读书的目的出去的，当时出去就是打工。王强打工一天下来能拿50美元，相当于我在北京3个月的工资。当时出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很少说是为了出去搞研究的，大家都是两个想法，一方面是把学位读完，一方面是还能打个工，赚很多钱。

这就是我走上留学道路的时代背景。1988年，我托福考了667分，差一道题就满分了。联系到美国一所州立大学，它能给我三分之二的奖学金，我只需要负担其余的1万美元，相当于6万元人民币。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北大的工资一个月只有120块钱，如果不想办法挣钱是完全不可能支付的。为了凑学费和生活费，我开始去外面代课，又因为出去挣外快被处分，才辞职并创办新东方。

那时候，英语培训市场已经起来了。北大开了托福和GRE班，它和北外的培训中心一起，吸纳了60%到70%的学生。它的讲课费很高，但我作为年轻老师是没有上这种课的机会的。出去讲课学校又不允许，当时规定北大老师严禁参加北大之外的任何活动。我被处分是因为在外面的代课被归结到“任何活动”，还有一个原因是系里觉得生源被我分流了。

我能够跟北大培训中心竞争，是因为我在日常教学中已经探索出更高效率的教学方法。按照教学计划20篇文章要教22个星期，我觉得这特别折磨人。我的方法是用三四个星期把整个学期的课程讲完，剩下的时间给学生讲外面的东西，包括古希腊神话、圣经故事，托福、GRE的内容。这样做就让我养成了与其他老师相比高强度灌输英语知识的习惯，等到我自己开班以后，就很受学生欢迎。因为花同样的钱和时间，学生在我这里的收获大于在北大和北外培训中心的收获。

这一套东西跟传统讲课差异很大，我曾经请几个北大同事来上课，事先还做了简单的培训。我告诉他们讲这种课外英语培训的要点是什么，但是他们改不过来，一走进教室还是按照原来那套东西讲。我的课堂规矩是学生不满意就可以把老师哄走，那几个北大同事全军覆没。有了这次的经验，后来都是我自己培训新老师，招聘必须没有当过老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