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陈东升  采访、整理/张星云

80年代，大部分年轻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只有两个，一个是《参考消息》，一个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最后5到8分钟的国际新闻。经常会有索斯比（Sotheby's）、克里斯蒂（Christie's）等拍卖行的新闻，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新闻里说：今天伦敦拍卖了印象派大师凡·高的《向日葵》，创了天价，被一个神秘买家通过电话买走，听说这个买家来自日本。一辈子都忘不了电视里的那个画面，古老的建筑里，一个文质彬彬、打着领结、五十开外的长者，站在高高的拍卖台上，指点江山，俯视着拍卖大厅里坐着的那些雍容华贵的男男女女。那是西方上流社会的一种高雅游戏，那么遥远、那么神秘、那么高贵，我觉得我一生永远达不到。

1991年，我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做副总编辑时，去杂志社下属的文化市场研究所，当时天已经黑了，在北京南城马路的路灯下，研究所所长李刚和副所长杨林给我拿出一份《羊城晚报》，上面有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却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艺术品拍卖行。他俩说，我们搞拍卖行怎么样？当时它就触动了我脑海里电视上关于拍卖场面的画面，我说行啊。我觉得自己最初建立嘉德的动机就是再造中国文化和精神上的上流社会。

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两个文件颁布，我知道机会来了。我拿着报纸天天看，一点点学。我创办嘉德的合同书、章程全是按照这两个文件的条文自己写出来的，然后又拿着报纸到文化部、人民银行跟他们宣传这些，讲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股份制的思想和观点，把老祖宗搬出来说服这些体制内的官员。

我因为之前搞中国500家大企业评选，与国有企业领导关系很熟，很快募集到2000万元股本。多年来的经验让我对体制很了解，知道申请执照一定不能直接提出或触及文物拍卖，只能打擦边球，说做工艺品，因为工艺品不受文物管制。但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向文化部申请办公司，须要一个有实力的和文化艺术相关的单位做股东。我就找了中国画研究院，给了他们5%的股份，2000万中的100万。中国画研究院出个文，由他们向文化部打报告，文化部受理了。我们还需要国家文物局批准，我很敬佩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率先批了，他说拍卖是为了保护文物的流通和利用，收藏也是一种保护，不是流失。随后我又去国务院生产办和国家工商局注册登记。

这就是改革之初的时代，各种变革在变与不变之间，在合法与没有法律支持之间，突破旧体制的作为与如何作为，都体现了人们的胆识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