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们一家四兄弟都大学毕业了。大哥在电子厂做工程师，二哥在县教育局工作，三哥在县里当农业技术员，我在大学当老师。看似安稳，但我们都不甘心，总想做点事。因为父母是1949年后第一批国家基层干部，父亲曾官至县团级，能订阅《参考消息》。我们经常看这些报纸，了解外部世界，看看窗外的天空是怎样的，有很大的兴趣和志向。

无线电技术刚刚兴起，我们四兄弟就成了发烧友，学会了手动组装矿石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甚至电视机。现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装一个电视机需要32根电子管，一根电子管有一个矿泉水瓶那么大。我们自己研究线路、购买器材、安装调试，最后看到电视机呈像、听见声音，简直激动得不得了。这可能是那个年代成都第一台私人组装的电视机。

当时在我任教大学的宿舍里，摆满了各种音响，全是学校的老师同学让我装的，装一个收他们两三块钱，类似于现在的卡拉OK，我一共装了十几台。四兄弟把音响抬到大街上卖，看的人很多，最后连百货公司的人都跑过来问：“多少钱？卖给我们算了。”

有人提议，我们可以办厂卖。我当时没敢想，办厂一要人工，二要场地，三要资金，这些都没有。有一天，三哥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当知青下乡的生产队有很多小伙子在家待业，那有仓库可作厂房，还有草绳机，可卖了作启动资金。我们就兴冲冲地找到生产队长，队长一听就答应了。我们算过一笔账，装一台音响的成本大概是五六块钱，每台能卖到十几块钱，利润生产队拿大头，我们拿小头。我们和公社书记说这个事，他一听说要分钱，桌子一拍就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行！”

我们当时连名字都想好了，叫新艺电子厂，灵感来自爱迪生的GE（通用电气）。但书记一发话，第一次创业就夭折了。那是1980年，气氛还不是很成熟。现在想想，如果当时真做起来了，1984年中央开会讨论的，或许就不是动不动“傻子瓜子”，而是动不动刘家兄弟了。

第一次创业的想法被毙了，我们很不甘心，之后天天关注新闻报道。我一个人订阅的报纸量，和整个学校一样多，弄得收发室的阿姨开玩笑说：“你应该付给我工资。”1982年，通过媒体我们了解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逐渐推广了，我们就想着不妨在农村试一下去做农业。

三哥是农学院毕业，有技术，也有场地。但经过上次的失败，我们有了经验，四兄弟这次直接找到县委书记，说现在国家政策允许，想到农村去做专业户。书记想了很久，说：“好，农村专业户缺乏科学技术，需要有技术的人，到农村去是好事，符合党的政策，我支持。”但书记提了一个条件，我们每年必须带动10个专业户，让他们富裕起来。

最早种蔬菜、养鸡，然后是养鹌鹑。鹌鹑每天下蛋，周期快，价钱也更高。我们在川西一带养得很火爆，养鹌鹑、卖鹌鹑饲料，带动当地养了千万只鹌鹑，是规模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即使如此，鹌鹑还是小众，猪肉才是大众商品。养猪需要饲料，所以后来转战到饲料市场，四兄弟一起研发猪饲料卖。四人各司其职，我负责市场采购和营销。

我算得上是刷墙广告的鼻祖。中国最早的农村墙头广告、电线杆广告等，都是来自“希望饲料”。“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80年代末的川西农村，家家户户的墙上都刷上了这句广告，宣传效果非常好。我当过教师，会刻蜡纸，每到过年都刻上有“希望”标识的门神、对联送给农户。蜡纸看着红火，农民朋友特别高兴，一直问：“要钱吗？”我就说：“不要不要，送你们的。”这就是我们早期的市场营销，由此慢慢做大起来。

到1991年，希望公司的规模达到千万，全国却出现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就有人说我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办事变得困难：招人人不来，买东西人家不卖。“是不是国家不允许私人办企业了？”我们一度感觉社会又要大变，连母亲都劝我们放弃。想了好久，最后找到县委书记，提出干脆把工厂交给国家，“当个工厂管理者算了”。县委书记听了后，又沉思良久，说：“你们当初去农村做专业户我是支持的。目前我并未接到通知说要没收资产，但既然现在社会上确实有声音，你们就悄悄做吧，不要宣传了，就夹着尾巴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