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曹德旺  采访、整理/吴丽玮

我最早出国卖玻璃是1990年，那时候我做的是维修市场。维修玻璃跟配套玻璃不一样，配套玻璃量大，单片利润薄，维修玻璃量小，但单片利润大。那时候中国一年进口车总共才几十万辆，我一年能做几万片玻璃出来，多出来的就拿到中国香港、加拿大等地去卖。那时中国人有误解，认为出国销售一定要有门路。我没有门路，我到香港第一次卖玻璃是靠找它的黄页，查汽车修理店、维修玻璃店等等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没想到人家听说过我，说市场上有个国内的个体户，玻璃做得不错，于是专门请我吃饭。我的产品当时在香港挺受欢迎的。

接着我又去了加拿大，是通过一个台湾中间商作介绍。后来他又介绍我去美国，在底特律去一个经销商家里吃饭。那人也是个台湾人，饭吃到一半，我觉得他脸色不对，他把我的中间商叫出去说了一会儿话。等我们吃完饭，我的中间商跟我一起回到酒店，他跟我说，他明天有事，会有一个他的女同事来陪我逛逛。现在我知道，台湾经销商是觉得我一年卖10万片到美国来，量太小了。但当时我还不明白，心情很差。这个女同事陪我四处转转，后来又带我去了福特汽车博物馆，她跟我说，这是美国的一部工业历史，但我当时心情很焦虑，虽然也在福特博物馆里转了一圈，但并没有心情参观，只想着我一个小老板，花了几万美金到美国来，没想到白跑一趟，她的话我都没听进去。

等我上了飞机，倒时差睡不着觉，这才反应过来，这趟我其实没白来，我应该再到福特博物馆去认真看看。既然是美国的工业历史，我应该去找出中国和美国的工业和经济差距有多大，看看在同样的历史时期，美国在做什么。于是等我回到香港，没过几天又跑到美国去了。

把福特汽车博物馆里的各项经济指标作为标尺来衡量中国经济，我发现我们跟美国差100年。1900年美国农业人口的比例是60%，跟中国90年代差不多。1884年，道－琼斯指数开始反映美国股票市场的总体走向，《华尔街日报》有了关于股票的专业报道，如果用这些数据来衡量美国经济水平的话，我们跟美国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福特汽车博物馆里，最早的波音飞机就像蜻蜓一样，用板车的轮胎做起落架，等我到美国考察的1992年，才过去了几十年时间，一架波音飞机就可以坐几百人了，在芝加哥机场，飞机一架架起飞，时间间隔非常短。当一个产业或者一种产品被认定之后，它的发展就是不可限量的。那么100年前，美国在转型时期做了哪些事呢？我在福特汽车博物馆里看到，传统工业是当时的排头兵，钢铁、PPG玻璃、家电玻璃都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而且现在仍然没有过时。这个很好理解，经济转型期，需要传统工业提供建筑材料，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做玻璃肯定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的玻璃工业才刚起步，远远没有普及。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最初在美国经营得并不十分顺利。我们的产品从1992年开始进入美国，到1995年，可以在美国建仓库了。我当时想得很美，但是经验不足，1995～1998年亏了1000多万美元，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字。我原本想把玻璃放在自己的仓库里做批发，结果没有意识到，这在美国是行不通的。玻璃运到码头，再从码头运到仓库，再搬出来分装，人工成本非常高，这是一个决策上的失误。我请了一个顾问公司，想知道为什么会亏本，他们告诉我，我这是混业经营。我自己做玻璃自己卖怎么成混业经营了呢？原来在美国卖玻璃是服务业，你生产出来再分销出去，这就跨行业了。顾问公司问我，可不可以混合包装？我说可以，一个箱子大概可以装四种玻璃，几个品种凑齐一个箱子，几个箱子再凑齐一个货柜，直接发到客户那里，改分销为直销，把仓库也卖掉，到了1999年，就把前面亏的1000多万美元全都赚回来了。

2014年，福耀开始对美国大规模投资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坐下来研究美国税负的问题，研究后发现美国的税负比中国轻很多。首先，中国有增值税，美国没有。其次，虽然美国的人工成本很高，占营业成本的40%，中国这一项仅占20%，但是中国企业缴纳的保险比例很高，美国是按照应付工资的11%缴，占营业成本的4.4%，我们的“五险一金”按照应付工资的40%缴，占营业成本的8%。虽然我们的工资比它便宜一半，但这样算下来，我们比美国又贵了接近4%，再加上汽车玻璃的增值税，这就在12%左右。第三，美国能源价格比中国低，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1/5，电只有中国40%的价格，汽油价格只有中国的一半，运输成本和物流成本都比较低。那些基础材料，价格又便宜4%～5%，总体算下来便宜16%～17%。如果我把玻璃从国内运到美国去，运费使成本还要再增加15%～20%。于是我联系了新华社写内参给中央，给相关部门提意见。后来也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但大多数专家是认可我的意见的。不过税负的问题，国家处理起来确实有困难，但是不处理也不行。